1937年农历八月十八的晚上,苏州南石子街的一处深宅大院中,明亮的月光下,五个身影在庭院和房屋中来回穿梭;第二天,名震海内外的大克鼎和大盂鼎神秘入土,直至1944年无声无息地出土……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天,苏州某校正在上历史课的初中教室里,一个男生指着教科书上的两张图片对同学说,这个大克鼎和大盂鼎以前是我们家的,同学当场向老师“检举”:“报告,潘令宇吹牛皮,说这两个鼎是他们家的”……
潘达于近影
潘祖荫收藏的文物到底有多少
潘家是苏州彭、宋、潘、韩四大望族之一。潘氏祖籍在安徽歙县,其中一支迁到苏州定居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年仅24岁的潘家子弟潘世恩进京赶考,一举夺魁中了状元,以后在京师官运亨通达50余载。先后当过学政、尚书、左都御史、大学士和军机大臣,一生受皇帝恩宠,赏赐甚多。潘世恩共有五个儿子,嫡系孙辈中有一支为潘祖荫、潘祖年两兄弟。潘丁达于就是潘祖年的孙媳妇。
潘祖荫自幼极富天赋,又勤奋刻苦,涉猎百家,精通经史,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科23岁殿试得第三名探花,历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精通金石书画的潘祖荫以“滂喜斋”的古籍善本和“攀古楼”的铜器收藏闻名于世,由于他本人没有子女,1890年他去世,特别是6年后他的夫人也在北京去世后,潘祖荫所有的遗产就由比他小了整整40岁的弟弟潘祖年全权处理。
据潘达于在其《自传》中回忆,当潘祖年得悉嫂子去世后赶赴京师料理已逾一月,潘祖荫位于北京米市胡同内的大宅中,已经出现文物、藏书被偷盗的事情了,光是宋版古籍缺首卷者已不在少数。潘祖年将长兄的青铜器和书画典籍足足装了4船运回苏州,其中就有著名的国宝——大克鼎和大盂鼎;而另有铜钟和铜鼓两大件,因又大又重无法搬运,只得就地送了人。文物书画典籍运到苏州,由于当时潘祖年借住在临顿路南石子街老二房的旧宅里,他就将运回的文物字画典籍存放其内,青铜器放满了一大间加一隔厢,字画卷轴典籍堆放在另外一间一隔厢内。这是潘氏后人第一次在苏州得以检视潘祖荫的藏品全貌。
1933年,潘家女婿顾廷龙在《吴县潘氏攀古楼吴氏愙斋两家藏器目叙》中,对潘祖荫的青铜器收藏作了一个比较精确的统计,“潘氏器,未有人编其目,余亦就所见拓本而钤有其藏印者,录为一册,计四百数十器,秦、汉物及其杂器则尚未在焉,洵足为藏家之冠。至所藏总数,未由访悉,惟褚礼堂尝谓藏六百余品,則余所辑录者三之二耳,余者得非即秦、汉物及其他杂器也耶?”潘祖荫的“攀古楼”铜器在1933年左右,约有600余件。上海博物馆前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马承源曾经对潘家表示,“你们的青铜器收藏,仅次于故宫”。
而其“滂喜斋”藏书则一直未见有研究统计结果公之于世。
27岁的潘达于继承了一份沉重的家产
潘达于祖籍苏州,住西花桥巷,原姓丁,1906年3月出生在苏州老宅内。父亲丁春之曾任山西定襄知县,辛亥革命以后返回苏州投身实业,成为苏州最早一批民族资本家的代表。
1923年,丁达于嫁给潘家子弟潘承镜,潘承镜是由潘家四房过嗣给潘祖荫、潘祖年兄弟为孙子,兼祧两房香烟。不料婚后三个月,丈夫潘承镜就去世了,没有留下子息。潘祖年体谅潘达于的处境,不再嗣孙,改由潘达于出面,为先夫潘承镜立嗣子,可是嗣进不久后夭折了,随后再嗣一子潘家懋(德斋),长大成人后,延续了潘祖荫、潘祖年兄弟这一支的香火。
潘祖年十分珍爱兄长潘祖荫留下的文物珍品,保管极为谨慎严格,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次女潘静淑嫁给了书画大家吴湖帆,可是吴湖帆有一次到丈人家中的储藏室外,向着门缝里张望了一下,事后潘祖年就吩咐人用纸把门缝窗缝统统糊没。对家人尚且如此,对付外来的压力就更难了。潘祖年尚健在时,精于金石录、广泛收藏青铜器的清廷两江总督端方就多次施压给潘祖年谋取这批藏品。幸亏辛亥革命爆发时,端方丢了性命,潘家的藏品才得以保全。
1926年潘祖年病故,潘达于不得不挑起侍奉好婆(潘祖年的续配祁氏夫人)、养育子女、掌管门户守护家财的重任;1933年,好婆又去世,潘达于身边只有家懋、家华一双儿女,家华是从姐姐丁燮柔处过继来的女儿。孤儿寡母三人守着几屋子的文物财宝,潘达于的压力可想而知。“好婆对文物收藏不太懂,而且,她当时根本无力清点整理那么多家藏文物珍品。家中没有男丁,女子连走出家门的机会都没有,设身处地为她想想,这些青铜器和古籍善本压在她身上,真难啊! ”潘达于的孙子潘裕达对记者说。
大盂鼎、大克鼎因何贵为国宝
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表,是闻名于世的中国顶级古代艺术珍品。
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大方,工艺精湛,内壁铸有铭文19行2段291字;是目前出土的形制最大的西周青铜器,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清道光初年,大盂鼎在陕西岐山礼村出土后,辗转到清末名臣左宗棠的手里。清咸丰十年三月,左宗棠因遭人劾奏,在政治上陷于“罪且不测”的困境。同朝为官的潘祖荫三次“上疏营救”,使左宗棠在官场上得以东山再起,成为“同治中兴”的一代名臣。因为这一段情谊,左宗棠将自己珍藏的大盂鼎赠送给了比他更钟爱青铜器的潘祖荫。
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口部微敛,唇方沿宽,雄浑厚重。它是周孝王时大贵族克为颂扬国君、祭祀祖父所铸,距今有2800多年。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共28行,290字,字体工整,笔势圆润,堪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其内容一是歌颂祖父佐助周室的功绩,记述自己由此蒙受余荫,被周孝王任命为大臣;二是记载其受赏赐的物品,其中有服饰、田地和大量的奴隶。现藏上海博物馆。
清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的克鼎几经转手后被潘祖荫用重金购得。潘祖荫的攀古楼收藏了百余件青铜器珍品,但他对大克鼎情有独钟,专门请人刻了一枚“宝藏第一”纪念印章。当时朝中官员纷纷向他索求大克鼎铭文拓本,但除了极少数至亲好友外,能得到原拓本的人并不多。
从上述的简介可知,大盂鼎、大克鼎不仅是精美的艺术珍品,还是宝贵的历史文献。
潘达于所赠的鼎
文物界的大师徐森玉先生曾经惊叹道:“(大盂鼎与大克鼎)乃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美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它们在学术上的价值,堪与毛公鼎、散氏盘和虢季子白盘媲美,若以小盂鼎、小克鼎与之相比,真有大巫小巫之别了。 ”“我现在认为,潘祖荫收藏青铜器的最终目的,是他一直喜爱钟情的古文字学研究。”潘裕达近些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先人的收藏,他认为就是因为要研究青铜器上的铭文,潘祖荫才花了大量的时间与财力于青铜器收藏,“他绝非是今天我们理解的古玩收藏或是什么投资。 ”
护鼎传奇奇过惊险片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不时抵临苏州骚扰轰炸。潘达于随家人到太湖边的光福避难。中秋节快到了,大家以为仗打得不那样急了,找个机会回城里过中秋。不料八月十六、十七两天,日本飞机又飞到苏州上空大轰炸,大家匆忙收拾了东西又逃到光福;就在八月十八、十九两天,情急之中的潘达于打定主意要密藏这批宝物。
于是,她叫来了家里的木匠做了一个结实的大木箱,底板用粗粗的圆木直接钉牢,然后在夜间,搬开住处的地面方砖掘个坑,先放入木箱,把克鼎、盂鼎成对角慢慢放进箱子,空当里塞进一些小件青铜器及金银物件,随后盖好箱盖平整泥土,按原样铺好方砖,再细心整理得外表不留挖掘过的痕迹。
书画和部分古董则放进了“三间头”,所谓“三间头”,指的是江南民宅夹弄里的三间隔房,只有一扇小门与弄堂相通,如果小门被杂物堆没,很不容易发现。
当时的藏书有十几个大橱,不好搬动,潘达于请来姐夫潘博山,把书画按宋元明清朝代分类,放到书箱里,装了三十来箱,以及卷轴、铜器等等,搬进“三间头”,小门关严,外面用旧家具堆没,收拾得随随便便。这样一来,不知底细的人就是走过,也看不出里面还有隔房。
在潘达于的《自传》中,她记得办好这件大事的参与者是,家里的两个木匠师傅,姐夫潘博山和他的八弟。“我始终在场监督,再没有旁人参加”。后来,为了保密,潘家承诺两位木匠师傅——潘家养你们一世。
日本人攻陷苏州后,果然直奔潘家大宅,威逼潘家交出家藏文物,但潘达于和家人在侵略者的淫威面前丝毫都没有动摇。日军前后七次闯到潘家一遍又一遍地搜刮,虽然财物损失不少,但大土坑和“三间头”一直都没有被发现。据说日军司令松井曾亲自查问过潘家的收藏,但最终也没有抢到手。两个宝鼎和众多潘家珍贵收藏就这样躲在地下安然躲过了那场灾难。
1944年,埋在地下的木箱腐烂,泥土带方砖都塌陷下去了。潘达于让儿子家懋和小兄弟及一位木匠把藏品起了出来,他们用圆木做架,粗绳结牢大鼎,徐徐吊出土坑,然后两只大鼎被安置在一间房间的角落里,鼎里放些破衣杂物,再用旧家具堆没,房间锁死,既不住人也不走人。就这样一直保存到了解放之后。
捐鼎:俚笃寻着好人家哉
在常人的理解中,作为富可敌国的潘家少奶奶,潘达于的一生应该是锦衣玉食的。“好婆什么都没有,甚至连那个时候大户人家很流行的钻戒都没有一只。”潘裕达回忆道,心态平和的她对财富的理解令人深思。
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达于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俾全国性之文物得于全国重要区域内,供广大观众之观瞻及研究……”
潘达于不知两个鼎的价值吗?早年间,就有一位酷爱中国青铜器的美国人漂洋过海,找到潘家提出以600两黄金外加一幢洋楼来换取盂、克二鼎,当时还很年轻的潘达于不为所动,一口回绝。几十年过去了,于二次大战的兵火中幸存下来的宝鼎,其价值自然愈显珍贵,但潘达于决心把国宝还给国家。
两个宝鼎的捐献立刻成为轰动海内外的重要新闻。
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隆重的授奖典礼表彰潘氏捐献之举。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唐弢主持,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陈望道致辞,颁发的文化部褒奖状上落着部长沈雁冰的大名:“潘达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为祖国历史名器,六十年来迭经兵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诸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尚,特予褒扬,此状。 ”这张奖状在潘达于的卧室里挂了50年。
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二鼎入馆珍藏;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大克鼎成为上博的镇馆之宝。
2004年2月28日,分离近半个世纪的大盂鼎、大克鼎相聚在上海博物馆四楼第三展厅。这是上海博物馆为祝贺捐献者潘达于百岁寿辰而举办的回顾特展,当天下午5时,身着棕色缎袄,脚穿新绣花鞋的潘达于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展台,围着栏绳走了大半圈,这是她50年来第一次看到大盂鼎和大克鼎摆放在一起。“好婆后来说,我为俚笃(大盂鼎和大克鼎)寻着好人家哉。 ”潘裕达回忆道。
继献鼎之后,在子女的支持下,潘达于又分批向国家献了大量文物,现在还保存于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就有1956年献字画九十九件;1957年献字画一百五十件;1959年献一百六十一件。另外还献出了不少元明清字画,诸如弘仁的《山水卷》、倪元璐的《山水花卉册》、沈周的《西湖名胜图册》等。
1963年,她把当年为“攀古楼”青铜器逐个照相存档的380块玻璃底片也全部捐献给了上海博物馆。——如今这些底片成为研究潘祖荫青铜器收藏最最重要的原始资料。
在收藏鉴宝热持续升温的今天,回望潘达于当年捐出国宝的行为,岂是一个“震撼”可以形容的;“所以,你想想,十多年前的初中生就已经不相信我儿子的话了。 ”潘裕达曾对记者这样说。
(责任编辑海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