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说：“观看骨董，妙在身生后世，眼对前朝。”陈永杰的收藏倒应了这句话，在他看来古董的可爱在于“几乎每件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每件东西我都可以告诉你它的身世来源，我是如何寻找到它们并得到它们，这就是收藏的好玩之处”。

求趣

香港半山通往太平山的道路蜿蜒盘旋，七八分钟车程，便到了陈永杰位于山顶的家。这一路用“曲径通幽”来形容再合适不过。大门内是另一番景象，一幢外观设计感极强的楼呈现眼前，不过陈永杰对本刊记者描述它有独特的诠释。“我这个房子很有意思，这是一个亭，这是一个台，这是一个楼。”陈永杰将自己的房子与明代建筑一一对应介绍，“另外这边的副楼相当于明代的别馆，楼上碰巧还有一个阁，有廊，有厅，有斋，有轩。斋是主人休闲读书的地方，轩要能看到外面的景色，我这恰巧都符合，房里面还有一个水榭。当年建造这幢房子时没有刻意去设计，建完后，偶然看到一本明代介绍建筑的书，才发现和书中所说完全吻合。”

陈永杰祖籍福建，幼年随父母来到香港。他收藏已经有30多年时间，内容不拘一格，包罗万象：明式家具、陶瓷、高古玉器、漆器、文房、绘画等，凡能想到的在他的收藏中几乎都能见到。在他看来，收藏古董和找妻子一样，不是有计划性的事情，讲究的是第一眼的感觉，而每个人对美应该有自己的感受。“我的收藏种类虽然多，但每项都能独立成系列。”陈永杰的成就感溢于言表，同时他也是香港“敏求精舍”和台湾“清玩雅集”收藏团体的会员。吸纳会员的标准以入会门槛高、会员少而精著称。

陈永杰很会利用古董，将它们摆放到家中合适的位置，距离感和时空感没有了，自然且恰到好处。“你猜猜这个缸是什么时代的?”陈永杰指着进入主楼门前的一个水缸问本刊记者。“我个人认为是宋代的，比较简洁，周身有5个蝠。到明代，图案、造型开始变得繁琐。”陈永杰说：“你再来看这个马槽，也挺漂亮的吧?上面有纪年款，明正德四年(1509)四月，说不定当年正德皇帝的马还在这里喝过水呢。”陈永杰很享受这个过程。“我有一张明黄花梨六足折叠式榻，非常少见，在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珍赏》里收录过一张北京故宫收藏的，但线条没有这张美。我猜想，可能原来是皇帝或王爷出门用的，一些古画中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如果在家中就没有必要使用折叠功能。”现在这张榻是陈永杰两个小孙子的最爱，每次来都会在上面玩耍、睡午觉。陈永杰说：“古董的趣味就在于你可以去猜想古人的生活，在我们的猜想中它变得鲜活起来，然后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与古人没有距离。不然死板板的，凳子永远还是凳子，床永远都是床，你也就不会在乎它，爱它。”

陈永杰收藏明式家具赶上了最好的时间，1980到1985年。这段时间内，他基本上收齐了主要的明式家具所涉及的种类，此后他停止家具收藏转到其他项目的收藏。“每项东西收到差不多就行了，继续再买就是贪心。东西应该是每个人都要有点，全部都是你的时候就不好玩了。”说到他的收藏，陈永杰很认真地告诉本刊记者：“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开始收藏，那是50年代，我们家是从福建过来的，当时香港有过圣诞节，我们在南方从来没见过下雪，也不知道雪是什么样子。就收藏圣诞卡，卡片上的雪景，好漂亮呀。还有烟盒，当时的烟盒和现在的不一样，是铁盒的，漂亮、讲究。我小时候就对美的东西非常有感觉。”

陈永杰一直强调，收藏是融入血脉中的，是一个从小到大循序渐进的过程。他说了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年因为生意的原因，飞得很多，那时收飞机上送的扑克牌。我现在手上有的扑克牌很多都是绝版的，一些航空公司比如泛美(PanAm)、原来最大的美国环球航空(TWA)、泰国的阿斯马拉(ASM)，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会儿为了收藏一些小公司的扑克牌，我会刻意去坐那种不知名的航空公司的飞机。那会儿年轻不怕死，也不知道什么危险，现在这些扑克牌还保存着，有几大箱子呢。”

“古董收藏是从这把扇子开始的。”这是一把以贝母为材质制作的扇子，整个扇面内容丰富，上面刻画的人物、动物，每个细节都不含糊。“这种用贝母刻的很多都是单面，这把是双面工，很难得。”陈永杰记得很清楚，买扇子的这年是1977年，他29岁，刚结束了在国外的生活回到香港。“扇子是在当时香港四大古董商之一黎德那儿买的，看着漂亮就买回家送给太太。当时我的公司在他古董店附近，所以常会去那边逛逛。原来在国外的时候，如果不是在纽约和伦敦这两个大的市场，你很难碰到这些东西，只能到博物馆看看。”陈永杰说，“自从买了这把扇子后，不仅每星期都会去黎德的店里做‘贡献’，更重要的是收藏古董一发不可收拾。”

日本寻宝

最近陈永杰忙着在挑选一些古董，准备在9月份拿去参加香港“敏求精舍”50周年的展览。他拿出一件明万历年制龙耳花瓶给本刊记者看，并说“这件是我准备拿去展览的古董之一，非常重要，这种万历时候的龙耳花瓶非常少见，是我从日本古董商柳那里买回来的，原来是茧山松太郎的收藏。你看它包装上这个蓝底白色圆点标签，就是他特有的标志”。茧山龙泉堂是日本战前最大的古董商之一，创始人茧山松太郎凭着一件宋代青瓷鬲式炉，奠定了日后成为日本经营中国龙泉青瓷古董大家的地位，也因此在日本开起了自己的古董店。为了纪念在中国因淘到龙泉青瓷而发迹的历史，他将自己的古董店以“龙泉”命名。

“日本现在专门做中国古董生意的已经不多了，主要还是经营日本本国的艺术品。”陈永杰说，“像‘茧山龙泉堂’这类老字号，现在基本都到了第三，四代，中国的东西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不断出售，所剩无几。现在看到的这些货都是第一代主人留下的，可能早已不在他们手里，只能靠包装盒上的标签来识别。”

虽然日本经营中国古董生意的商家不多了，但陈永杰还是有不少重要的古董是从日本购买的，他感叹任何事情都有因缘：“七八前我与香港大学艺术馆组织的一个学术考察团去日本的京都、奈良看唐代建筑，严格说唐代风格的佛教建筑在我们国家已经没有了。在京都的时候，我无意中去逛了一条古董街，进了一家古董店，他问我想找什么，我说无所谓，什么都好。于是他拿了一件螺钿的香盒给我看，太漂亮了，还有‘千里’的款识。”

“千里”是晚明时期嵌螺钿工艺的顶级人物江千里的名号，他制作的漆器后面都会写上“千里”二字。到清代以后，这变成了一个品牌，许多名贵的螺钿器皿上都会嵌上“千里”两个字，实际上并非江千里所做。陈永杰收藏的这件螺钿四层漆盒比较接近晚明风格，“这个行家随后又拿了我们《中国美术史全集》里一件螺钿漆盒让我做比较。我自然觉得不错，可是当时我在旅行，身上哪有那么多钱?我说你帮我留住，以后来拿，或者我回去给你汇钱，你再把东西寄过来。他说，你把东西拿走吧，回去之后再给我钱就行。当时就我一个人，身边没有跟随其他人，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日本最重要的古董商，叫柳。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交道。”他说。

柳是日本现在最大的古董商之一，做生意一直谨慎小心，国内一些相熟的行家去他那里也很难做到先提货后付款，陈永杰不是行家也非熟客，却轻松地将货拿走，柳的做法令人不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还有更厉害的哦。”陈永杰得意地从折叠榻下拿出另一件古董让本刊记者看。“这件龙纹雕填漆盒是在大阪买的，尺寸非常大，是个衣箱。”日本对漆器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保护漆器及其工艺一直是他们的传统，今天在日本还保存着很多中国古老的漆器。“这是我在古董街上第一家买回来的，他们主要经营日本艺术品，当时我说想找些中国古董，他说，有，不过可不可以晚点过来，我稍微准备一下。再去的时候，他拿出了这件漆盒，这件原来是‘壶中居’收藏的，这个包装盒上的标签是他第一代主人广田不孤斋亲手写上去的，黄底白圈的标签就是‘壶中居’特有的。我不仅没有给他钱，他还帮我包装好，送到大阪机场。”

事实上，陈永杰能轻易拿走价值不菲的古董，是因为他在日本早已名震四方。“我曾在日本买过两支非常重要的笔，一支唐代螺钿的，一支宋代雕漆的，那支螺钿的笔还带有一块墨，只剩下了大概1/4，我猜想可能是唐代的墨。当时到店里，日本人想要在我面前晒点能量，说给我看两件宝贝，不过不卖。”陈永杰看完这两支笔，回到香港左想右想，不行，得买，就又去日本，软磨硬泡，古董商同意卖了，但是开了天价，1000万日元，那是八九年前，大概是70多万港元，相当高的价钱，当时100多万日元(差不多10万多港元)就能买到一支非常好的笔了。“他开这个价以为能吓走我，我二话不说，好，买了。我这么一说，他下不了台，没法拒绝。这两支笔让我一下子在日本出了名，他们在传说，香港来了一位陈先生。”

这两支笔是小崛远州的收藏，他是江户时代的茶人、画家、书法家、园艺家，与千利休、古田织部并称为三大茶人，创立了远州流派，他也是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的茶道老师。京都现在看到的二条城，还有很多园林都是小崛远州的设计。“这两支笔登录在1927年出版的小崛远州的遗账里，遗账是人死后立下的清单。如果不是非常重要，不可能在1927年打仗的时候出版。古董商给我看的是1970年再版的一套，他只同意把笔卖给我，书是死活不肯卖了。我看着这套遗账，心里想怎么可以不买呢。就这么巧，买完笔，去逛旧书店，看到了这套小崛远州的遗账，而且还是1927年那版的，好兴奋呀。”

   小崛远州收藏的这类文房曾是茶道会上拿出来欣赏用的器物。“日本的茶道会是从唐物会演变过来的，当时是中国的明代，他们对中国人的生活非常景仰，上层阶级就好像现在我们玩古董一样，大家聚在一起，把认为好玩的东西拿出来互相欣赏。他们以拿出来自中国的东西为高尚，这就叫唐物会，后来逐渐演变成茶道会。”陈永杰说，“我很幸运地买到明治年间或更早时期介绍茶道会的书，里面清清楚楚写到参加这个活动的都是什么人。观赏的东西是固定的几样，花瓶、画、文房器具、香炉等，日本没有经过什么破坏，东西大部分保留到现在。”

陈永杰说他在日本买完这第一件古董后，再去，惨了，语言不通。为了能在日本顺利地找到古董，他专门将自己的助手阿冬送到日本学习日语，除了学习语言，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逛街，去了解日本。阿冬在日本的一年时间里，所逛的地方比很多日本人还多，她找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地方，有些地方至今保存了古代风格，也找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精品。陈永杰说：“这次‘敏求精舍’50年展览，我拿出了一张清早期王翚的画，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张画，是阿冬给我找回来的。和这幅画配套的还有很重要的日本人的题跋，我们一般是直接题在画后面，日本人是有一整本结集的小册子，里面记录了所有看过这幅画的人的手迹。另外还有一件恽寿平的花卉册页。”

陈永杰说：“几乎每件都有一个传奇的故事，每件东西我都可以告诉你它不凡的身世来源，我是如何寻找它们并得到它们，这就是收藏的乐趣所在。”最近为了去看5年开放一次的正仓院，陈永杰又专程去了京都。在朋友古董店聊天的时候，碰到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1993～1994年任职)。“日本人喜欢矜持，开始的时候，他坐在榻榻米上，怎么都不笑。到吃饭的时候，开始还是很严肃，也不讲英语。通过阿冬翻译，越说越投机，没多久，英文全跑出来了。吃完饭，他送了我一件东西，他是个陶瓷家，送了一个他自己烧制的瓷器，上面还写了‘永杰龄兄雅赠——细川护熙’。”细川家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家族，家系可上溯600年。细川护熙是原熊本藩主细川家的直系第18代传人，其祖父护立是明治时期的侯爵、贵族院议员，外祖父近卫文麿曾任首相。他们家在东京有个很著名的艺术馆——永青文库。陈永杰开玩笑说，细川家主要收藏文房器，我在想，以后能不能从他那儿交换来一些好东西。

陈永杰现在最着迷的是文房器具，他觉得每个收藏家到最后，还是应该情归文房。在日本寻找古董的这些年里，只要有好东西要出来，陈永杰都会最先得到消息。在日本有一位教中国书法的老教授，他收藏有一批非常好的砚台，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砚台的书，是研究中国砚台的专家。早年为了收藏这批砚台，夫妻两人的生活一直过得比较拮据，现在年纪大了，想出售这批砚台，让太太晚年过得舒适些。“这些都是老教授心爱的东西，不愿意一件件卖掉，他希望能有一个人整批买下来，然后日本一个行家想到了我。”陈永杰说，“到老教授家看了这些砚台，其中有一件砚台里还有一块墨，那墨特别香。我问他这个墨能不能卖，他说还想留作纪念，我也就不便再要求。临走时，他却让那个行家把墨送给我，很感人，他那么心爱不想卖，最后却送给了我。”说到这批砚台的来源，陈永杰很神秘地问本刊记者：“你知道去年杭州西泠印社拍出548万元的紫云砚吗?我这有很多沈汝瑾的藏砚。”

陈永杰从老教授那儿买来的这批砚台，与去年拍卖的紫云砚同为近代藏砚名家沈汝瑾的收藏。上世纪20年代，沈氏后人因种种原因，把沈汝瑾所藏的158方名砚出售给日本画家桥本关雪，其他存留于国内的大部分名砚全部毁于战火。桥本关雪(1883～1945)是大正、昭和年间关西画坛的泰斗，日本关东画派领袖。自1914年起，曾30多次来到中国，精通中国古代文化，也是研究石涛的专家。“砚台从桥本关雪到画家正中薇州再到老教授，最后到了我陈永杰这儿。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将我所收藏的古董生前身后的故事一一记录下来。”陈永杰说。

（责任编辑海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