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泽

现在公众人物很不好当，有一万个人喜欢你，可能就有一万个人骂你、讨厌你。以写作见长的画家陈丹青，作为风头最健的公众人物之一也不会例外。我记得曾在某艺术类网站看到一个艺术后生骂陈丹青的话：“我就是讨厌他充满欲望的眼神！”这是典型的“解气主义”。还有一种，总是认为公众人物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极端的利己主义在逢场作戏，批评者总是怀着不信任的眼神藐视道：“动机不纯吧？”

中国人很奇怪，一指责起别人就往往大玩“动机论”“诛心论”。公众人物无论是批判社会，还是说几句心灵鸡汤和正能量的话都不能讨好他们。一句“你以为他是好人吗？他说这个话其实都为了自己捞好处！”就会把任何有价值的意见和批判打到十八层地狱。本来嘛，公众人物“好处”捞得够多，遭人“妒忌”总比遭人“毒手”好。我们得承认，妒忌心人人有，但要看谁收得住。

陈丹青其实算是少年得志，他的成名作不是《西藏组画》，而是他20岁上下画的《泪洒丰收田》，表现的是藏民站在青稞地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噩耗，哀吊刚刚去世的毛泽东。之后，陈丹青研究生毕业，在中央美院的内刊《美术研究》上发表了《西藏组画》，并有其文章《我的七张画》和《杂感》两篇，题图配了一张陈丹青在长城前的留影照，眼神忧郁。我承认，那时我才上初中，崇拜得要死。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60后”和“70后”艺术学子的偶像。当时，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画，而是他的文章。文中他提到了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很早就显露出他作为一个画家，关注的不仅仅是绘画本身。陈丹青的文章很早就透出人文关怀和人性的味道，你能想象这在“文革”刚刚结束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一件多么前卫的事。这也是他后来以画家身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丝毫不觉奇怪的原因。

1982年陈丹青去了美国，媒体上很长时间没他消息。后来就有传闻“陈丹青自杀了”！画画圈子里的人又都信，因为那个时候总是认为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美国“自杀”了再正常不过，谁叫你去美国呢？后来又有传闻“陈丹青没死，但在美国天天哭得一塌糊涂”。总之，大家都认为资本主义的美国不好，欺负了社会主义国家来的陈丹青，要么，就怪陈丹青让我们失望，没有为国争光。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出国后画的画后来也有杂志刊登，还在画西藏，但画得很没劲，让我失望至极。我和画友们在一起叹气：“这家伙江郎才尽了？难怪天天在美国哭。”有一次，我终于不用通过传闻，而是通过江西的一个“三流杂志”看到了一个陈丹青的访谈，是专访，配上了陈丹青的近照。这篇专访粉碎了以前陈丹青自杀身亡的一切谣言。这本“边缘”的“三流杂志”其实是一份很“先锋”的艺术杂志，由于刚刚创刊，采访不到更牛的人物，恰好陈丹青刚回国，想回到母校中央美院执教“未遂”。此时，陈丹青原来的声名早就被人遗忘，变成普普通通的一介边缘庶民。于是，一个“三流”的边缘杂志和一个“过气”的昔日“偶像”画家惺惺相惜。

专访里配的照片正是陈丹青瞪着“充满欲望的大眼睛”，文章最后大致这么描述：陈丹青握紧拳头说“我还是很强的”！意思是你们都不了解真正的我，那些江湖传闻都是扯淡。我总有一天要证明，陈丹青不仅还是过去的那个陈丹青，甚至是一个更厉害的陈丹青。可以说，从这篇专访开始，我预感到一个更牛的陈丹青回来了！他，注定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人。

在1992年的时候，我通过一个画家朋友看到了陈丹青的《纽约琐记》，不是出版物，虽然是打印的，但跟手抄本似的，一沓子白纸装订好，当时的感觉是陈丹青又“出土”了。朋友说是陈丹青送给他的，他说他和陈丹青经常通信，现在是好友了，当时我还不太信。后来，他把陈丹青写给他的信的手稿和写生的素描给我看，我相信了，因为陈丹青的素描速写我一眼就能看出。当时我的这位朋友生活得非常拮据，记得看到这些手迹之后我还跟这位朋友说：“留好了，这些东西以后会很值钱，等值钱的时候就可以卖了。”

我的这位穷画家朋友曾在杭州的乡下租房画画，陈丹青回国专程登门拜访，并为之画素描，请他一起下馆子、喝茶、聊艺术。陈丹青并不介意和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交往、写信、谈艺术，要说装，他装模作样给谁看？说“动机”的话，这有什么“动机”？他结交平平常常的小人物这件事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再后来，陈丹青又大红大紫了，住在北京。我的这位朋友还跟原来一样穷，但还是一样去陈丹青的家。这不说明陈丹青有什么了不起，但能说明人家比你想象的要好。陈丹青还有一点风度，他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看到有才华的人就迫不及待地想见他并推给大家看。最早他在美国看到国内杂志上刘小东的画就惊呼“天才”，后来回国专门找到比他小很多岁的刘小东以示仰慕和赏识。在一个讲究论资排辈传统深厚的国家，陈丹青此举已显大家风度。

固然，作为公众人物必须接受全方位的审视和批评。陈丹青作为一个画家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他自己不承认的，他说过一句不太客观的话：“这个国家连公共空间都没有，哪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作为一个改革中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知识分子已经在慢慢形成，不可否认，陈丹青就是其中最早的示范者之一。作为艺术家，他的说话方式和视角有着职业知识分子不同的腔调，其批判的犀利和坦率并夹杂着艺术性的表达腔调，往往比刻板的学者和专家更受人欢迎。因此，陈丹青迅速在公众面前引起广泛注意。陈丹青应验了萨义德的表述：业余状态的知识分子是最好的。“业余”意味着不被职业绑架的自由。

当然，作为个人的好恶，完全没必要去解释喜欢或讨厌一个人的太多理由。但要是在公共话题下去评价一个人，就必须面对他产生了的正反两面的社会影响，不可为了批评而批评而完全忽视其正面的意义，“解气主义”是不适合批评的方法论。要承认，陈在公共视野里的“骂街”并非一无是处。可能有人要说：陈丹青圆滑，从不涉及最敏感的话题。意思是你“革命”不彻底。要承认，陈丹青不是万能的，知识分子有时只负责提出问题，而非一定要解决问题。就像我们没有必要指责一个挖战壕的士兵，“你为什么没去炸碉堡？”

假如现实问题是一个广大泛知识分子群体的“假想敌”，战争的进程往往变成这样：在前面挖战壕的无畏战士不是死于敌人的炮弹，而是死于后面战友不长眼的子弹。打枪的“战友”只有一个理由：“这人不就是想得到军功章吗？”

陈丹青有什么我看着不顺眼的吗？当然有。比如，他在书中不断展示自己和“名流”们的交往和私域，他身上有那种精英主义的自我优越感，也有一种要回到“解放前”的迫不及待的阶级意识。而这些，我深恶痛绝。还有，他的油画我现在一点也不喜欢。

但陈丹青的价值是：当国内的知识分子还普遍不会和不敢表达反对和批评的观点时，他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他是一个表达看法的先行者。有人对陈的批判价值不以为然，请注意“反对和批判”的策略——要让人听得到。你们不去示范自己的价值，陈就去示范。国内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除了做书斋骑士，还根本不会跟这个世界打交道。陈丹青则是一个敏锐的敢于表达看法的先行者，他的智慧在于：当知识分子普遍失声和限于面对大众表达的晦涩不畅困境时，他的声音既能听得懂又显得动听，而且不违法。这是知识分子保全自我的本能，不必用大道理来指责。

他妙就妙在能把很多批判的大道理说得通俗易懂，起到了作为知识分子和普罗大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同时他让公共话题成为令人瞩目的问题，比如教育问题、文化保护问题，这本身已足够。他的话的的确确是能提醒、刺痛体制，并引起广泛讨论的。事实上，越到后来，他越敢于自嘲、自黑，他把话语的影响力已经拓展到艺术之外，并让“艺术家”这个词不再那么令人讨厌。他明明白白说：我就是画画的，画画混饭吃，顺便写写文字。作为一个既成事实的公共知识分子，打个比方：假如我们渴望一道奔腾的大河，陈丹青已经在示范做好一滴水的重要性，至少，这滴水影响到很多每一滴水，并告诉他们：不要走，我们在一起就可能形成一条河。然而，我们并不指望他就是那个开闸放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