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牡丹富贵图》，作于1896年

对于书画收藏而言，我们可以简单地区分为两类：一是书画名人，即因其书画出色而扬名。收藏他的书画作品，目的就是收藏他的艺术；二是名人书画，就是他的书画不怎么样，因为人有名，所以别人才会去收藏其书画。这种行为的本身，显然与艺术无关。

过去的收藏家对慈禧书画的态度，大致上属于第二种类型。

慈禧的名望与权力

从慈禧的生平上观察，她的书画成为社会收藏品，肇始的年代应该在1861年以后，而从各个博物馆收藏以及市场上流转作品的情况看，也可以得到这种判断的印证。

慈禧《功名富贵图》，作于1904年

慈禧自1852年入宫，赐号懿贵人，次年晋封懿嫔；1856年生皇长子爱新觉罗·载淳(即同治帝)，晋封懿妃，次年晋封懿贵妃；1861年咸丰帝驾崩后，与孝贞显皇后两宫并尊，称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后联合慈安太后(即孝贞)、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诛顾命八大臣，夺取政权，形成“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清政府暂时进入平静时期。1873年两宫太后卷帘归政。1875年同治帝崩逝，择其侄子爱新觉罗·载湉继咸丰帝大统，年号光绪，两宫再度垂帘听政；1881年慈安太后去世，1884年慈禧发动“甲申易枢”罢免恭亲王，开始独掌大权；1889年归政于光绪，退隐颐和园；1898年戊戌变法中，帝党密谋围园杀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光绪帝，斩戊戌六君子，再度训政；1900年庚子国变后，实行清末新政，对兵商学官法进行改革。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驾崩，慈禧选择三岁的溥仪继同治帝大统，为帝。即日尊为太皇太后，次日14点(未正三刻)在仪鸾殿去世，葬于菩陀峪定东陵。

也就是说，到了1861年慈禧垂帘听政以后，她不光有了“圣母皇太后”的名望，更拥有了主宰国家命运的大权，并且把自己的所谓书画，当做是一种恩典的赏赐品，慈禧的书画才开始在社会上多了起来。而历史上从来不缺乏趋炎附势者，他们不仅把慈禧的书画当做炫耀自己的资本，更是一种类似护身符之类的东西，于是慈禧的书画成为了珍贵的收藏品。

慈禧《花卉图》，作于1902年

慈禧的书与画

慈禧的书法与绘画水平到底怎么样？这是书画收藏与鉴赏的关键——因为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慈禧书画的特点，寻找到“标准器”，才能甄别慈禧书画的真与伪。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慈禧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7月2日用朱砂墨书写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由此可窥慈禧亲书的真实面目。此经文其字结构呆滞松散，笔力孱弱稚嫩，毫无生气，属于初学墨书的水平。

至于慈禧亲笔绘画，可见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的慈禧“蓼花螳螂”画稿，画上有老师所作的批语，其中不乏“板墨甚有佳处”、“好”、“有笔意”等阿谀之词。然而细审其画，同样属于初学者的水平；蓼花几如断枝枯叶，枝与枝之间杂陈不接，叶与花零乱，其用笔畏缩迟疑，全无功力；一只螳螂也画得离骨岔气不合章法。由此可见，慈禧的绘画能力还远没有达到独立成画的水平。

慈禧亲笔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局部)，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
 

由此可见，实际上慈禧本无艺术才华，又养尊处优，不肯勤学苦练，所以她的书法也好，绘画也罢，始终处于一种初级水平，笔力孱弱稚嫩，毫无生气。

作为“圣母皇太后”的慈禧，显然是要面子的人，鱼与熊掌皆要所得，唯一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位代笔者。

慈禧的书画代笔人

慈禧到底有多少位代笔人？直至今日我们依然无法确定，这显然是一块学术研究的处女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缪嘉蕙是慈禧晚年最重要的代笔者。

缪嘉蕙(1841年—1918)，字素筠，云南昆明人。自幼聪颖端淑，生性勤奋好学，通书史，能弹琴，善篆隶，工书画。她的《翎毛》与《花卉》两幅作品，曾被两江总督张之洞作为“贡品”晋献给皇宫，享有“女红艺杰”之美誉。

慈禧像

缪嘉蕙15岁时嫁于同邑陈氏，夫名陈瑞，儒雅斯文、博学多才，后随夫宦蜀，婚后数月其夫病故，接着又是公婆去世，遂归母家，后得一子，扶孤守节。

1856年云南爆发回民起义，反抗清政府的残酷统治。为避战乱，缪嘉蕙举家入川到西充县暂时栖身。西充县令陈玉堂慕其博学多才，聘请她执掌书院。后来，缪嘉蕙投靠了在西充举孝廉的其兄长缪嘉玉，其兄官低位卑，俸禄微薄，缪嘉蕙便以卖画补贴家用。因其画作笔墨清新、设色典雅且形神毕肖，竟被爱好书画的大户人家争相购买，声名鹊起。

光绪十五年(1889年)秋冬之交，慈禧降旨各省督抚，通令荐举民间精于翰墨、绘画的“中年妇人”，进宫为其“伴闲”。

四川督抚知缪嘉蕙画名，“驿送之京师”，经内务府多次笔试和“探查”，最后由“皇太后”亲自面审。她当场试作《皮袋和尚》条幅，并未获慈禧“如愿之许”。三思之下，索性以颐和园内景观就地取材，绘就《秋韵深远》一画，“以烂漫花红为深，茅亭相接为远。石近水中，水远石去。其秋韵十足，底蕴博厚。”慈禧“大喜”，封为“御廷女官”，“置诸左右，朝夕不离”。

缪嘉蕙入宫后，因惯于官场世故，又加之她唯喏承上、和气对下，故博得上至后妃、下至宫监的一致赞赏，尊称她为“缪姑太太”、“缪先生”，有“清宫词”频频赞曰：“二十余年侍圣慈，内廷供奉女筌熙；金笺宝篆红泥印，认得先朝老画师。”“八方无事畅皇情，几暇挥毫六法精。宸翰初成知得意，宫人传唤缪先生。”

慈禧对缪嘉蕙厚礼有加，赏三品服色，每年支俸白银两千八百两，且免其跪拜。后又升为三品“女官”，追加白银一万两，并赐“红翎”一顶。常令缪嘉蕙侍其左右，随时教她画画，或为她代笔作画，并将其代画的花鸟虫鱼、山水条幅、人物扇面，赏赐给宠臣亲宦，代书的“福”、“寿”、“禄”、“龙”等斗方大字，挂于宫殿之内。相传缪嘉蕙代笔作画十分勤奋，自她代笔作画之后，诸大臣家皆有慈禧所赏花卉扇轴等物。

缪嘉蕙除了经常为慈禧代笔、教慈禧作画外，由于她通晓文墨，谈吐有致，慈禧无事，辄召其入寝宫，并赐坐地上，两人谈古论今，以解寂寥。当时西安知府胡延作的“长安宫词”中，有一首就是描述缪嘉蕙宫中陪侍慈禧的情状的：

“供奉何人进画图，行宫亦有恽情手。日长频唤先生入，伏地闲谈当说书。”

光绪二十年(1894年)适逢慈禧六十寿诞，凡大臣奉赠寿礼，“皇太后”一律以缪嘉蕙创作的“御笔之宝”回赏，并在字画上加“万岁”二字。由于数多量大，一些不知内情的皇亲国戚，难免狐疑起来：慈禧哪有这等精力？通过“探底”，方才洞悉缪嘉蕙这个“代笔人”。

作为宫廷画师，尤其是慈禧的代笔者，缪嘉蕙纵然能书善画，但平日里她不能尽情挥洒自己的艺术才情，她的每幅作品均需遵从慈禧的授意，盖上皇太后的玉玺，因此“不得随意任性，不得驰骋放纵，不得标新立异。”

缪嘉蕙的书画特点

以我们今天对缪嘉蕙的了解来看，她的书法温婉流利，尤其是小楷，秀健俊逸、超凡脱俗；在绘画方面，显然受到了明末清初大画家恽南田、邹一桂的影响，所画以翎毛、花卉为佳。

对缪嘉蕙的画，陈澄之在《慈禧和缪素筠》一文中曾作如下评述：“慈禧曾因庚子之乱，避居长安北院一年有余。今日西安市上她的墨迹很多……西北各地我所见到的慈禧的书画遗迹，十之有九是缪素筠女士的代笔。慈禧生前也能画几笔，所以每一幅缪供奉代笔的画，都掺杂有太后的意见……不可随心所欲，当然拿不出好东西。……缪素筠亲署的花卉，不掺杂别人的意见，确实要比替太后代笔的名贵得多。”

新中国成立前，徐悲鸿先生曾多次喟叹，并在《申报》上撰文说：在近代画史上，缪女士无疑是一颗才华闪烁的明星，因种种历史缘故，将她一棍打死，以至人存名亡，既是天大的冤枉，亦是艺坛不应发生的悲哀。

1941年7月，在昆明书画界为缪嘉蕙举办的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郭沫若即兴作诗，赞誉这位女画家：

“苍天无情人有情，彩霞岂能埋荒井？休言女子非英物，艺满时空永葆名。”

早在1908年，慈禧死后不久，缪嘉蕙就离开了皇宫，居住在北京什刹海，安度晚年。民国七年(1918年)，一代才女，香销玉殒，寿终正寝，享年77岁。

缪嘉惠一生所作画幅不少，遗有《供奉画稿》，至今在云南、四川、西安等地民间尚存有不少她所作的书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