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娟
李莉娟,李叔同的嫡孙女(法名契真),天津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天津李叔同·弘一大师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弘体书法的继承人。
位于天津三岔河口东粮店后街的李家是个大家族。1880年,祖父就出生在这座大宅里。太祖父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后辞官经商,经营“桐达”钱庄和盐务,被称为“桐达李家”。
在家族的回忆与文字记载中,祖父4岁习字,5岁诵诗,15岁已经写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的句子。生于商贾之家,却毫无经商的兴趣,少年时代的他迷恋的是诗词、篆刻、戏曲。在县学里,每次作文李叔同都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就在一个字格中写两个字,结果得了个“李双行”的称谓,文章在同龄人中十分突出。
1905年秋天,祖父孤身赴日本留学。临行前,他在《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中写下了“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名句,看似自负之言,下一句却是“毕竟空谈何有”,心境已转悲凉。日本6年中,祖父在东京上野美术学校学习西洋画和西洋音乐,组织话剧团体演出,在留学生中颇具影响力。1911年春,他毕业回国,在天津待了不到一年,就去了上海《太平洋报》做文艺编辑。不久该报停刊,他又受聘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京大学前身)的图画和音乐课。祖父被认为是中国油画的先驱,不仅最早讲授西方油画知识,也是第一个开设人体模特写生课的人。除丰子恺外,刘质平、潘天寿、曹聚仁等名家都是其学生。
祖父的人格力量也给朋友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作为同事和挚友的夏丏尊曾回忆,有一次学生宿舍失窃,查不出是谁偷的。身为舍监的夏丏尊问祖父怎么办,祖父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你就一死以殉教育。那样一定会有人来。但如果三日后没有,你就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夏丏尊说,这话要是一般人说就过分了,但祖父说出来却是真心实意,毫无虚伪。但夏丏尊实在干不了,只好笑着对祖父说谢谢。
祖父出家后,有很多人求他的墨宝,但他持戒极严,不收任何金钱,需要的东西都通过书信让学生或朋友寄来。有一次,丰子恺寄来一卷宣纸请他书写佛号,宣纸自然是要富余一些,祖父就写信去问,多余的如何处置?丰子恺回信说,请随意处置,祖父这才使用。另一次丰子恺寄的邮票多了几分,祖父就把多出的又寄回去。此后,丰子恺都要提前说明多余东西的用途,祖父才肯用。还有朋友寄来的书信上贴的是印刷品邮票,比书信邮票便宜一些,祖父就写信跟朋友说,这是犯了盗戒的,下次不可以这样。
对于文化和艺术,祖父更是“做就要做到极致”。有人归纳过他的各种“第一”:主编中国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最早编著《西方美术史》;最早创作和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艺术;最早介绍西洋乐器……正是这种对极致的追求,才促成了祖父的出家。
1918年,研究佛学多年的祖父在杭州虎跑寺正式剃度,号弘一。作为当时身负盛名的文化和艺术大师,他的出家引起外界一片哗然。从那时起,关于他出家的原因就众说纷纭:有说是受家庭环境影响,有说是因家族产业经营变故,有说是因理想幻灭等等。直到今天,很多文章仍在探究祖父变成弘一大师的“秘密”。人们似乎无法理解,当一个人拥有了世俗人希望得到的一切时,为什么要选择远离红尘?
祖父不是受时代影响而出家的。对此,我特别赞赏丰子恺先生的“三层楼”观点:人生的第一层楼是物质生活,即衣食住行的满足,大多数人都停留在这一层次;第二层是精神生活,即对学术和文艺的追求,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在这一层;第三层是灵魂生活,即宗教信仰,宗教徒在这一层次。祖父无论做什么都完全彻底地投入,当他学佛到一定程度时,出家就是必然的,这是他做人做事极端认真的结果。
我受祖父影响很深,和姐姐一起编过一本《随弘一大师学佛》,里面包含了从祖父那里获得的启迪。比如惜福、习劳、持戒、自尊。我是看着祖父的文章走进佛教的,就像祖父面对面给我讲解一样。
随着佛教的兴盛,关于弘一法师的文章书籍、影视作品越来越多。但在我看来,其中很多都有揣测、杜撰或过度解读的情况。提到这点,我认为,现在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都要进行“艺术加工”,否则就好像没有卖点。去年某地要拍一部关于弘一法师的电影,因为需要后人的授权,他们就把剧本发过来,一再叫我授权。我看完后回复了一句话:大相径庭。这根本不是写弘一法师,全是杜撰。他们说,弘一法师出家之后的生活太平淡了,不这样写没看头,吸引不了观众眼球。我说这个权我绝不给你授,最后他们决定拍一个纪录片。我觉得这样也好,曾经见过弘一大师的人现在还在世的只有三位,年纪都在90岁以上。我建议他们去采访这些老人,也希望创作者能够尊重历史。”
在祖父身上,反映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很多文人雅士和艺术家都潜心向佛,甚至本身就是僧人,我认为其中有着必然性。
我希望今天的人们对于佛教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信仰。祖父曾经引用过《华严经》里的一句话:“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学佛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