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可为新一军纪念碑创作的《铜鹰》。

报载，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将得到适度修缮，这使我想起了公墓上的铜鹰。恰好，日前承雕塑家尹小艾见告，其师祖郑可先生的作品集已出版(王培波主编《郑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月)，内中载有铜鹰的清晰照片及郑可的多件早期作品。便有了冲动，想谈谈这位被遗忘了的粤籍前辈雕塑家。

为新一军纪念碑塑像

郑可(1905-1987)原名应能，广东新会人，生于广州。少年时就读于广州圣心中学，喜欢吹洋箫和手工艺。1924年，其同乡私塾同学伍千里就读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系，经伍的介绍，郑可认识了该班同学李桦和吴琬(子復)，从此喜欢上美术，开始自学绘画。1927年郑可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入读巴黎市立高等实用美术学校、巴黎国立美术学院雕刻系等，1934年秋学成归国。任广东勷勤大学建筑系室内装饰教授，同时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兼素描课，并加入李桦、吴子復、伍千里等组织的青年艺术社，活跃于广州美术界。

图中雕塑雄鹰为定稿后尚未铸铜前的照片。放置作品的室内，上有胡毅生隶书题匾“黄图”，两边摆有石膏像、玻璃饰柜等。旁边站立者为伍千里，其时任“黄图文化企业公司”总经理。该公司是1946年9月从柳州迁回广州，址设惠爱中路38号。公司经营建筑装饰、石膏模型、摄影冲印与器材、书画展览等业务，内设“郑可工作室”和画廊等。铜鹰是由“黄图文化企业公司”承造，郑可创作的作品之一。据尹积昌回忆，郑可当时与朋友在香港还办有工厂，要兼顾两边。铜鹰的泥稿就交由尹先期制作，然后经郑可修改润色定稿。余下的放大、翻模、交付铸造、修饰等后期工作，都由尹积昌和高永坚、许家光等学生来完成。

郑可。资料图片

铜鹰安装于公墓的主体四柱纪念碑之上，当时的报纸这样描述：

“广九车将抵广州站的一瞬间，我们从车窗中望过去，远处很像有万道豪光，闪烁耀目。那就是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雍容伟岸，万古凌霄。站在墓碑顶的那只雄鹰，象征着我国族奋发鹰扬，一飞冲天的神气，蓄势待举，振翮盘空的飒飒雄姿……这座纪念碑的设计者便是郑可先生。”(香港《星岛日报》1947年9月17日)

其时，郑可还有不少作品，都是黄图公司承接回来的。例如，香港华商总会为祝贺蒋介石六十大寿，向各商户筹款而铸造的蒋介石金像；还有张发奎将军像等。这都是后来提都不敢提的事情。

“黄图”位于市区中心地段，自然就成了战后广州美术界的联络点。伍千里先后在《天行报晚刊》和《中山日报》主编副刊《艺术周》，联络处就设在“黄图”。吴子復随省艺专从罗定复员回到广州，曾在“黄图”的阁楼上暂住了一段时间，帮忙组稿编辑。前“市美”校长胡根天、李研山等美术界人士，是“黄图”的常客。1947年元旦，这里举办了“黄图画廊美术展览会”，展出作品有传统中国书画、篆刻和西洋形式的油画、水彩等作品。参展的画家有冯钢百、胡根天、吴子復、阳太阳、杨秋人、王益论、谭华牧、李研山、赵浩公、陈融、陈语山、黄般若、黄君璧等二十几人。画廊是专门陈列展示美术作品的场地，当时在广州没有这种文化设施。举办美术展览只有借用图书馆或学校会场，效果不好。黄图画廊的主办者“希望从简陋开始而进于完善，更希望因为有了私人的小规模的画廊的设立，而引起当局筹建大规模的画廊”。那自然是良好愿望而已。

主题浮雕宣传抗战

黄图的前身柳州黄图出版社，是抗战时期第四战区的宣传机构，伍千里任社长。1942年，在张发奎帮助下，伍千里承顶了该社，将其办成了私人的文化企业公司。郑可原来在香港开办“郑可美术供应厂”，因香港沦陷，辗转来到了柳州。伍千里就在其公司增设了“蓝图营造厂”和“郑可工作室”。借助郑可的技术力量，经营建筑装饰、家具设计、铸造、石膏模型等。当时在曲江广东省艺专学美术的尹积昌，带着吴子復的介绍信来到柳州，拜郑可为师学习雕塑。同期学习的还有高永坚、许家光等。据尹回忆，所谓工作室只不过是在柳江边的一块荒地上搭起的简易工棚，条件相当艰苦。郑可这时期的雕塑作品主要有《光复桂南纪念碑》和《无名英雄像》等。

伍千里通过第四战区政治部的关系，向柳州各界民众商号倡议捐款建立《光复桂南纪念碑》。筹集到款项后交由“郑可工作室”负责设计承建。“碑座上有两大块浮雕，一块是中国士兵在丛林里打击日寇，敌人狼狈溃逃的情景；另一块描绘战后人们重返家园，盖房种地的情景。浮雕用芦苇和野草把几个场面自然地分离开”。碑文则以广西省政府名义发函至曲江上窑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邀请吴子復到柳州来书写。尹积昌协助算字打格，亲睹吴子復以隶书直接在碑石上书丹。该碑1944年7月建成，9月柳桂撤退，碑遂毁于战火。

这件昙花一现的作品，在《郑可》书中首次披露了浮雕泥稿的局部照片。图为盖房建设场面，五个壮汉在打石、砌墙、锯木、刷漆等。作品直接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得来，人物形象写实，动作穿插交叠，密而不乱，场面热火朝天。雕塑语言简洁有力，空间感极强，效果相当震撼。可惜仅此一图。

郑可以抗战为主题的浮雕作品还有此前作于新加坡的“新加坡抗战纪念碑”。

1937年郑可赴法国参观“现代世界的艺术与技术”世界博览会，翌年经新加坡回国，因广州沦陷而滞留新加坡。受新加坡华侨筹赈总会委托，塑造一含有南洋风光及表示华侨努力于抗战工作的大型浮雕。作品主体为一对体型建硕的男女人体在青天白日下，女子高举鸽子和十字车(救护车)，男子手举飞机轮船，背景为热带植物花草、椰树、甘蔗、波萝等。原计划作品要送到香港铸造，后因香港沦陷而没有造成。这件作品是用象征寓意的手法，选取有代表性的物件铺排来表示南洋的地方特色与支援国内抗战的主题。

郑可用这种象征寓意手法创作的作品，还有抗战前为广州爱群大厦所作的建筑浮雕。此作为对称的两件，各塑一个坐姿的女人体“右像取坐姿，示安稳之意，左手执穗，代表穗城，农业及丰收。右手执天秤代表公平正直，像的左下方为镇海楼，下方为广东的工厂，代表工业。右下方为粤海关，以示广东为重要口岸。左像与右像取不对偶的均衡，左右手分别是飞机火车，以示广东交通便利，像之左下方为该大厦之全景，下方为中山纪念碑，以示广东为一革命策源地。下方之邮船示广东地处海滨。据作者云，此再像费时四月方克完成云。”(上海《时代画报》1937年4月)刊发时浮雕题为《建设》。

广州爱群大厦楼高64米，共15层，为广州当时最高的建筑物，1937年7月27日建成开业。8月31日日军开始对广州狂轰滥炸，空袭连续14个月直到广州沦陷为止。据说为了弱化目标，人们将爱群大厦涂成黑色。郑可的作品镶在爱群大厦哪个位置，又在何时被毁弃的，有待材料新发现和知情者提供。

人像浮雕精准传神

郑可在建筑装饰浮雕之外，人像浮雕创作既多成就也高。其留法时到过造币厂学习钱币浮雕和缩放工艺，尚未回国，已经有不少这类作品在国内发表。这些作品皆精准传神，有公众人物、领袖像等，制成挂件或徽章形式，复制件数较多，流传较广。如1930年的孙中山正面浮雕像，《良友》画报就以整版篇幅刊登。1932年为纪念廖仲恺逝世七周年而作的廖氏浮雕像，还有孙中山侧面像、蒋介石正面像等。大都由伍千里交由《良友》等报刊发表，原件现已经无从寻觅了。

1934年秋，郑可刚回国，伍千里就在其设于永汉北路的大众公司为其作品作推广：“广州大众公司值郑可先生回国，特恳将其大作总理浮雕像制成纪念章、纪念票、纪念明信片作为庆祝总理六十九周年诞辰纪念的礼品。总理纪念章，法国巴黎造币厂铸造，明信片、纪念票，影写版精印。”(《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1月1日)

郑可也为友人朋友造像，这类则手法不拘一格，大刀阔斧，潇洒畅达，艺术性较高，如《吴子復像》有如速写，寥寥几笔、形神兼备。为伍千里生日而作的侧面像，则以中文字题款塑出凸字用作背景，加入中国元素，极富装饰趣味。

1931年10月10日，中山纪念堂举行开幕典礼。时任省党部宣传科干事的伍千里负责会场美术装饰和宣传工作，他请吴子復书写总理遗嘱，请郑可制作纪念章。与会来宾“入场须凭来宾证领发纪念章一枚，并须将该证悬于衿上，俾易识别。”(《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10月11日)

艺术设计走在时代前头

伍千里的大众公司性质与后来的“黄图”相似，经营摄影冲印并代理上海大众画报，二楼设展厅举办各种展览。青年艺术社以此为社址，当时青年艺术社在《广州民国日报》主编《艺术》周刊，联络点也设在这里。郑可刚回国，某日与吴子復、李桦等饭聚于伍千里家，与大家分享他留法的心得，后吴子復写成文章刊于《艺术》周刊上，文章引述郑可说：

——— 巴黎的市立高等实用美术学校，除了二小时的讲授之外，有时还得到各工厂去实习。比方是做地毯图案的时候，就到制地毯的工厂去。地毯用机械来多量制造的有，单制三两张的也有，为了合于制造的手续起见，就图案的设计者非亲自到那里去不可。

———我学过室内室外的装饰设计，学过家私装饰设计，学过陶磁、玻璃器的样式设计，学过钱银币的样式设计，学过铁工设计、首饰设计、丝织品设计等。对于工业的实用美术，我甚感兴趣。

———美术学院雕刻系除了坭塑的练习之外，石膏和刻石是要到别的地方去学的，我到过石膏模型工厂，大理石厂。(《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0月27日)

郑可留法学习雕塑以外，于实用美术着力甚勤，涉猎既广，并且理论与实践兼修。他刚回国不久，就到静慧路省民众教育馆演讲《实用美术现在社会之地位》，继而发表《现代工业美术之轮廓》、《如何改进工艺美术》、《图书装饰的义意》、《关于连续图案制作法的检讨》等文章，大力提倡实用美术，推广现代设计新理念，他针对当时的现实指出：“中国固有的样式，美的原素现在已逐渐给从西方学到皮毛的轻浮形式所淹没，做成些流行着的不东不西的工艺品。这是表现着中国文化之低落，中国人认识的浅薄。所以，我相信要把中国现代化，要把中国的文明发扬光大，那么工业美术的注重应从今始。”(《广州民国日报》1934年11月10日)

由于战乱动荡种种原因，郑可的提倡没有获得多少响应。直到1951年应廖承志之邀，他放弃了香港的工厂，回到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在讲台上介绍包豪斯的时候依然是响应寥寥。怪不得黄永玉在《比我老的老头》中回忆郑可时，感叹他的理论提得太早了，孤僻得令人遗忘。

然而，郑可没有理会这些，他将毕生精力全部倾注在实用美术上，不仅大讲特讲，还亲力亲为地干。以至后来被尊为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先驱者，艺术设计的成就掩盖了他在雕塑领域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