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骏

10月28日中午，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老人武靖远去外面捡树根，回家途中捡到一尊铜器后，找到镇文化站负责人，上报挖到了一个“铜盆”。经初步判断，此樽铸造于商代晚期，距今大约3600年。虽说不上价值连城，但也颇具研究意义。老人家境不富裕，但他表示“文物是国家的，捡到了就应上交国家。”近日，该县给老人颁发了荣誉证书和3000元奖金。

堪称姊妹篇的是，10月26日凌晨，陕西丹凤一公司员工李磊在作业时，在黏土堆里发现一把古剑，交给了丹凤县文物部门。经文物部门证实，李磊上交的青铜剑距今约有3000年历史，为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剑，县里给李磊颁发了荣誉证书，奖励了500元。

两位公民先后捡到文物都上交了国家，并得到奖励，按照现行法律，这么做属于“天经地义”。因为相关法律规定，地下埋藏的文物归国家所有，公民捡到了，上交国家，可以得到表彰奖励，如果私藏就是违法乃至犯罪，所以两位公民的行为看来没有任何问题。可是一些网友却从文物的市场价值和政府奖励的巨大落差着眼，提出奖励是否过少，不足以鼓励公民普遍效仿这两位的义举。更有人不顾公民有义务将捡到文物上交国家的法律规定，认为许多文物原本只是私人物件，主人不在了，原来的所有权无以着落，应该奉行“谁捡到归谁”的原则。

对此，有律师论证说，在其他国家确实有土地中的埋藏物归土地主人所有的规定，但在我国因为土地都是国有的，所以埋藏物也归国家所有。论证看似有理，却无意中捅出了一个漏洞：全国土地上产出的一切是否都因为土地国有而必须交给国家？大江大河里不受生态法律保护的鱼蟹是否也属于国家所有，个人除了养殖之外就有“私藏”之嫌？戈壁滩裸露的玉石是否都属国家所有，鸿运高照的游客如果私自带走，等同于盗窃国家财产？深山里长的野山参堪称稀世珍宝，进山挖到“棒槌”的老农是否也已几近犯法？近年来一些地方农民发现“乌木”都被地方政府收归国有了，这究竟是因为乌木有文物价值还是有经济价值？

更为难的是，现在普通人捡到别人丢失的东西，如果“昧下”了，没有交还失主，在法律上属于“不当得利”，侵占别人财产，价值达到一定数量，就属于违法乃至犯罪。所以，即便失主没有找上门来，也最好交给国家。可是为什么拾到的东西在未经失主同意的情况下，物权不能随便在个人之间发生转移，但却可以合法地发生由个人向国家的转移？个人交还失主后，哪怕失主出于自愿，同意将部分价值馈赠给拾得者，后者如果“笑纳”，也会受到公众质疑，认为玷污了“道德纯洁”。但交给在整个过程中既没有耐心等候，也没费心寻找，更没经历“贪婪与良知之冲突”的国家，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这又是什么道理？

这里的关键不是法条如何规定，也不是法理如何论证，而是特有的法律文化所使然。现代法律往往将国家看做与公民个人签订“契约”的平等主体，当个人不能随便侵占别人的遗失之物时，国家也不能随便通过公民上交而获得遗失之物的所有权。所以有些国家的法律就规定，个人拾得遗失之物必须交给有关部门，但一则需是失主寻回失物后，必须给拾金不昧者一定比例的回报；二则如果没有失主报失，超过一定时间后，失物就归拾得者所有，不会自然归国家所有。而在我国的法律文化中，国家具有超越个人的至上性和优先性，适用范畴并不一样，所以文物也好，乌木也罢，无主失物也一样，物权随便在个人间转移是有问题的，但向国家转移则是毫无问题的。当然，如果国家同意发生这样的转移，那就没问题了，所以，河里钓几条鱼，山里挖点草药是可以的，但要将“铜盆”或乌木之类的特殊物品占为己有则是违法甚至犯罪的。

法律常被视为文化，那就是说，法律规定不是纯粹的逻辑建构，而是历史传统的演绎，一定有某种依据，要想完全跳出传统来解读法律，常常会不知其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