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人先生生前是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作为中国美术界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和西藏艺术的关系反映了汉族艺术家对西藏艺术的向往、理解和热爱。作为吴作人先生的后人，我和女儿吴宁有幸踏上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参加“首届中国唐卡艺术展”，心情十分激动。回顾这位已故老艺术家生前的   西藏情缘，使我们对于汉族和藏族在艺术上的互相尊敬与借鉴有了更为清晰的理解和期盼。

“百幅唐卡工程”百幅唐卡精品的成功创作，充分展示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在步入经济社会发展“快车道”的同时，西藏的文化艺术也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新唐卡所显示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就是明证。

我父亲的西藏情缘，始于他七十年前的祖国西部之旅。从1943年至1945年初，他花费了两年多时间，深入到祖国的西部地区进行了非常艰苦而又十分珍贵的探索。他与藏族群众同宿一顶帐篷，同饮一壶酥油茶，对藏族文化艺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当年他西行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是西藏，但让父亲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踏上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西藏和平解放后的数十年间，他的这一愿望也由于繁忙的教学工作和其他种种原由始终未能实现。这次，我和我女儿来到这里，也算是替他老人家了却了对西藏文化艺术的情结和心愿。

父亲晚年时，每当人们问起他，一生中什么对他的艺术发展影响最大？父亲总是毫不犹豫地说：“是西行。”记得他经常挂在客厅的一幅油画《打箭炉少女》，画的是一位藏族青年妇女。父亲1944年在西行中创作的《藏茶传》，已为巴黎东方美术馆收藏达70年。这是一幅极具特色的反映藏族人民生活和劳动的时代性强、人民性强的艺术珍品，前不久还在香港展出，获得观众们的极大兴趣和一致好评。父亲一生钟情牦牛题材。他常说，牦牛特别给人以一种力量，最能反映藏族人民的坚韧性格。牦牛成为他日后艺术创作中最具特殊地位的题材之一，像《齐奋进》(1989年邮票)、《藏原放牧》(1982年获法国巴黎大宫艺术salon金奖)等作品。此外还有不少反映藏族人民生活的作品，如油画《藏女负水》(中国美术馆藏)、《乌拉》，国画《青海之滨观舞》、《雪山犛运》(人大会堂藏)等等。他对西藏有着特别的热爱和特殊的感情。当得知西藏废除封建农奴制度后，他满怀激情创作了《农奴翻身得解放》、《藏春图》(与邓拓诗配画)等绘画作品。这些作品改变了他从比利时留学时学到的西方艺术的技法，从而创作出带有浓厚民族气息风格的中国油画和中国水墨画。

非常令人难忘和感动的，是父亲生前对藏族文化艺术的一贯关切和扶持。他支持画家韩书力进藏，扎根西藏、研究西藏的故事，在美术界早已传为佳话。我记得父亲在家中先后接待过的藏族画家就有巴马扎西、次仁多吉、阿旺扎巴和次仁卓玛等同志。这让人们联想起70年前父亲西行期间在康定师院的一番演讲。那时，他认为地处祖国边疆地区的藏族文化以及艺术成就远没有受到重视，呼吁广大中国有志青年到边疆来，为发展边疆文化下一番挖掘的功夫。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先行者和实践者，以自己的实践者姿态开辟了一片艺术新风，也为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同十世班禅大师几次接触，不遗余力地共同推动西藏艺术的发展。他还应邀专门为班禅大师创作了《九犛图》，挂在大师的办公室里。1990年代父亲重病期间，还欣然接受西藏美协、韩书力等的邀请，担任油画《金瓶掣签》的艺术顾问，表现出对西藏人民和西藏艺术的极大热情和特殊情感，对西藏画家们的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和有益的指导。几乎可以说，父亲把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艺术活动献给了西藏。虽然当该作品完成时，父亲已驾鹤西去，但西藏美术界的同仁不忘父亲的关怀，在百幅新唐卡中，《金瓶掣签》仍然署上顾问吴作人的名字，令我们动容！这也为吴作人先生和西藏这段情缘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