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对我们这两个新收的学生极为负责，回京后就专门为我们各自书写两幅字，均是以“贤契”相称。据说“贤契”是旧时先生对学生的称呼。这下，我俩自然是如获至宝，立即装裱，挂在家里最显眼的墙上。然而，做先生这样泰斗级的学生，最短暂的喜悦过后，无形的压力就接踵而至。先生很快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要我们阅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明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等书籍。先生教导说：“书是要去读的，一遍读不懂，那就再读。读多了就自然会懂的。而千万别在需要的时候再去翻书，那叫查书，而不是读书。”先生的教诲尚在耳边回荡，但先生布置的“作业”我至今未做完。入师易，而出师难。渐渐地才明白，先生的学问深如海洋，似吾等浅薄之辈永远无法企及，只能面对苍穹遥望这颗巨星。心向往之，力无从使，愧对先生。

　　1996年春，先生受聘为萧山博物馆顾问。自那时起，先生几乎每年亲赴故乡，无偿为我们博物馆馆藏的文物作鉴定。内容涉及书画、铜器、杂件、家具等等，过目鉴定的藏品近2000件。纠正了许多原先鉴定的错误，为我们馆藏文物的科学管理与利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先生却告诉我说：“我不同意用‘鉴定’二字，应该用‘鉴订’才比较好。因为我一个人鉴定文物只能是个研究考订的过程，所提意见只能代表我个人的看法，不能做最后的确定。因此，最好是用‘鉴订’，别用‘鉴定’。”我恍然明白，先生是文物鉴定的权威，对文物的鉴定却是如此严谨，态度如此的谦逊，真乃大家风范。先生也极力反对在收藏、鉴定过的文物上题跋作诗，认为这是对文物的不尊重。先生这种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和对文物的尊重，令人无比敬佩。那些年，每次先生来鉴定藏品，都是我学习的良机。先生对文物的鉴订，极其认真，所以也是先生对每件文物藏品的研究过程。因此，我能在一旁聆听，这比在课堂上听大师讲课效果更好，感受更深。

　　先生对故乡的热爱，不仅是为我们博物馆鉴定了大部分馆藏文物。对其他“分外”的事情也是有求必应。先后为故乡题写了《萧山文物》书名、《萧山文博》、“江寺公园”、“葛云飞纪念馆”、《话说萧山》杂志名、贺知章诗碑文。为《杭州文物精萃》题字作序。1999年在我们编写《萧山文物》时，先生不仅题写书名、作序，还将其先父朱文钧先生的对联和先长兄朱家济先生的书法手卷无偿捐赠给了萧山博物馆，并收录到《萧山文物》一书中。先生的题字从未收取分文酬劳。一次，为萧山档案馆题写了“萧曹人家，山斗文章”。为这八个字，先生向我解释，过去他们家就是个“萧山会馆”，凡是有萧山人进京赶考者，都可以在朱家免费吃住，直到考试完毕，也分文不取。而朱家的门上就有“萧曹人家，山斗文章”八字对联。朱家对萧山的情结，对故乡人无偿相助的美德，自古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