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提供资源也造成局限

　　与艺术家主动“招惹”哲学相比，社会学和当代艺术似乎有一种和谐关系。但是，蒋安平表示，无论是艺术创作或理论，中国当代艺术一直游离在社会学的浅层层面上，严重禁锢了对生命与艺术的深层理解与传达，同时因为缺乏深层的人文精神支撑而执着于艺术的对抗，禁锢了自身灵性的发展。

　　确实，谈到当代艺术，总是绕不过一些标签—选取与意识形态有关的符号。梁克刚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这些样式，与其生存处境有关，“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处在非正常的状态，在表现上总是有个针对性，这给了当代艺术创作的资源和目标，但也成为其局限性”。另一个原因则是受到西方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一些批评家、策展人、收藏家及艺术经纪人来到中国、选择中国当代艺术时，是按他们的趣味、对中国的想象来选择的，这种不全面的选择给部分艺术家带来了机会和成功，这类作品因此流行起来，反过来这个潮流也影响着国内艺术家。”这种社会学的介入给当代艺术带来机遇，但也带来了困境，“不是彻底个人的作品，而形成集体化的、共性的东西”。

　　王华祥也认为，社会学这样的风气，已经阻碍了当代艺术发展30多年之久。“西方的艺术有一条艺术本体的发展线索，而中国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概念都是外来的，没有经过体系化地引进。而且中国艺术比较重实用主义，就容易变成社会学。中国艺术家搁置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本已跟世界同步的语言，到了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变成你只要具有叛逆性，就被看成是一种先锋的、当代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