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丢勒的版画里，忧郁的概念被转移到全然超出其先辈的层面之上，一个懒散的家庭主妇被一个高级生物取代。所以高级，不仅是由于她的双翼，也是由于她的才智和想象力——周围环绕着创造活动和科学研究的工具和象征。

　　从前的忧郁者是不幸的吝啬鬼和懒鬼，其孤僻和普遍的无能遭人鄙视。从前的几何学是一门高贵的科学的抽象化身，全无人的感情，丝毫不能感知痛苦。丢勒想象出一个生物，她禀有智识力量和某门“技艺”的技能，却在“黑体液”的阴云下绝望。他描绘了一个陷入忧郁的几何学，或者说艺术家的忧郁。

　　一种障碍变为一种特权，虽不乏危险，却更为崇高：这就是天才的特权。一旦这一思想——中世纪对此是完全陌生的，人们可以成为圣徒，却不能成为“神圣的”哲人或诗人——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联合帮助下得到重生，迄今仍遭人鄙薄的忧郁便开始笼罩上崇高的光环。

　　丢勒本人就是一个忧郁者，或至少自认为是一个忧郁者。他知道“来自天上的感应”，知道“无力”和沮丧的感觉。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艺术家——几何学家，承受着他所热爱的学科的各种限制带来的痛苦。

　　这幅丢勒最令人困惑的版画，同时也是一种普遍哲学的客观陈述和一个人的主观告白。它融合并改造了“图像”表现和文字著述的两个伟大传统，即作为四种体液之一的忧郁和作为自由七艺之一的几何学。它代表文艺复兴时期尊重实践技术，但更热切渴望数学理论的艺术家——他们感到受了天体影响和永恒思想的“感应”，但更承受着人的脆弱性和智力的有限性的深层痛苦。它集中体现了经尼特夏姆的阿格里帕修改过的新柏拉图主义土星类天才理论。但所做的这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阿尔布雷特·丢勒的一幅精神自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