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本来有趋炎附势，羡慕强者，盲目崇拜的本性。大多数的“人群”尤其容易沦为跟随“时势”者。其次，因为科技、经济强国，声势浩大，容易被视为先进、进步、先锋、伟大，容易引起崇拜、仰慕；能依附也感与有荣焉。加上欧美宰制全球的野心，有其全面战略方针与实行步骤。对非西方国家甘愿追随西方时潮者予以支持、嘉奖、利益输送、刻意培养，所以有许多被洗脑、感化、被培植，甚至被收买的艺术界人士，有意或无意中，都充当急先锋，在各处造势。当然，大多数单纯而喜欢新奇的年轻人，很容易为放任、自由、好玩、不必苦学苦炼，只凭胆大妄为便可出名的“当代艺术”所吸引而自愿附骥。许多人以为“大多数人(尤其其中有许多校长、博导、名人) 所做的应该不会错吧？”很少人想想“中世纪黑暗时代”与“文革时期”，大多数人岂不都狂热参与潮流？现在中国可说绝大多数美术系的课程早已接受“当代艺术”的观点，或受其影响。最粗浅的测试可从传统中国的笔墨与传统西方的素描已变质或取消了。这是很令人惊心的。现在是“当代艺术”当道并普遍蛊惑美术界的时代。我以两篇深陷“当代艺术”陷阱中而不自知的文章，另外两篇质疑中国艺术应该回到乡土中国，不应盲目协助西方以当代艺术“进行文化谋略活动”，伤害中国美术的健康发展。以此四篇文章为举例，呈现基本的赞同与反对的两造，加上我的评析。我们应该深入了解中国艺术今日的处境，并努力找寻我们自己应该坚守的宗旨与应走的大道。如果我们有几代人盲目接受这个“陷阱”，而无“觉醒”，等到我们只有徐冰、曾梵志、岳敏君、方力钧、张晓刚、蔡国强……这些“艺术大师”，我们要回归中国艺术的正途便更艰难了。

　　上海东方早报2014年7月16日的《艺术评论》有一篇译文《伊拉克艺术家的当代艺术之路》(作者Roger Atwood,译者朱洁树)。“去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十个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把伊拉克馆变成一个怪异的、令人惊讶的场所。一年以后，他们的国家再次陷入战争泥沼，当时的一些艺术家开始自力更生地向世界展示、推销自己的作品。而此时，恰逢中东艺术吸引着策展人和评论家充满兴趣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