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年间来到中国的郎世宁(1688—1766)应该是今天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意大利画家，他供奉内廷期间、尤其是为乾隆皇帝服务期间绘制的名马、珍禽、异草，被认为是中国美术史、东西方美术交流史上不可或缺的环节。——不过，即便如此，油画仍然没有能得到只醉心于《石渠宝笈》的清朝皇室的重视，更多的时候，已经从传教士“转岗”到宫廷外籍画家的郎世宁，只能为皇帝的居室绘制用以装饰美化空间的通景油画，最令外籍画家们痛心无语的恐怕还是当需要翻修的中国木质建筑进行保养时，那些大幅通景油画被取下打卷最后堆放到紫禁城巨大的仓库里去了。

　　随着国运的衰败，尤其是鸦片战争迫使清帝国开放了东南沿海的一系列城市与港口之后，东来的西方文化开始在江海相交的上海，扎根落户。1847年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踏上了驶向东方的海船，到达上海后，他先后主持了董家渡天主堂和徐家汇圣依纳爵堂的设计工作。在工作实践中，范廷佐应该意识到了培养更多的中国本土技师与画工的现实意义，于是1851年他在教堂院内开设工作室，不久就扩展成为工艺学校或艺术课堂，传授素描、雕塑以及绘画(包括版画)的技术。范廷佐主要教素描和圆雕，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马义谷负责教授油画，马义谷也因此成为“油画在上海的最早传播者”。1857年范廷佐去世，马义谷成为徐家汇雕塑、绘画工作室的主持人。1872年，这所学校搬入土山湾，成为土山湾孤儿院的下属部门——图画部(间)，俗称土山湾画馆。徐悲鸿曾评价其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也就从此时起，西风东渐背景下的油画从仅供皇室内廷观赏“走出来”，真正接了中国社会的地气，据不完全统计，土山湾画馆中共有300余名学生先后接受了素描、写生、水彩和油画训练，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画坛影响至深，开中国西方美术教育之先河。土山湾画馆虽在上海，但其与苏州的渊源却有两人可以佐证，其一为马义谷的学生刘德斋，常熟古里人，此人曾主持绘画和雕塑工场的日常事务，并成为土山湾画馆主任助理；另一位系苏州阊门外山塘街画铺中最著名的画家沙山春，研究评价他“在与画馆的交往中熏染过西洋美术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