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家珍对《庄子》中“卮言”这一范畴进行了考辨。他认为，庄子的“卮言”是合道之言，所谓寓言、重言均可统领于“卮言”。它在语言形态上可以分为悟道之言，体道之言和“言无言”三个层面，成为庄子及其学派的基本言说方式。(边家珍：《庄子“卮言”考论》，《文史哲》2002年第3期)另有两篇文章论及庄子和惠施关于“鱼之乐”是否可知的辩论。及乃涛认为，濠梁之辩没有赢家。虽然历代评注者通常站在庄子的立场上看问题，认为鱼的快乐是可知的，但他们都忽视了事实判断与移情判断的区别。在作者看来，庄子“知鱼之乐”的结论是通过非理性的直觉和内省“悟”出来的，这显然无法满足对认知判断真实性的必然性证明的要求。(及乃涛：《濠梁之辩：没有赢家》，《江汉论坛》2000年第10期)陈少明认为，对鱼是否快乐的判定，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信念的问题。从逻辑上讲，庄子知鱼之乐并不具有必然性，但作为一种信念，它却可以唤醒众生热爱生命、尊重他物，珍视生活的态度。(陈少明：《由“鱼之乐”说及“知”之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以上，我们对近年来庄子美学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评述。从中可以看出，《庄子》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关于它的基础理论研究、影响研究，除了在个别问题上有深化外，基本上保持着平稳发展的整体态势。而关于庄子美学的比较研究、当代价值研究、对《庄子》文本的重新释读等，由于有当代西方哲学、美学的参照，有时代性的新的社会问题不断被提出，倒是经常可以让人一方面看到庄子美学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为一些“旧瓶”里所装的“新酒”而震荡学术的神经。所以，未来庄子美学研究的突破，最简捷的途径可能依然表现在与时代的对接，与西方哲学、美学的会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