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庄子与西方现代美学。这是新时期以来被国内学者广泛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又有一批新的成果出现，范围涉及现象学、语言学、解释学、存在主义等诸多方面。其中，包兆会从现象学视域分析了《庄子》文风和语义朦胧和晦涩的原因。他认为，庄子在建构和生成意义过程中明显存在着意向行为不明和意识对象不清的倾向，忽视知性在建构意义中的作用，以神秘的内心直觉把握本体，这是造成他文风和语义晦涩、朦胧的原因。(包兆会：《从现象学视域看〈庄子〉的朦胧和晦涩》，《人文杂志》2003年第1期)张松、燕宏远用西方解释学理论对庄子的语言观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他们认为，庄子的“得意忘言”之论包含着一种有待分析的语言存在论思想的底蕴，在思维中摆脱语言的做法并不必然导致神秘主义的后果。他设定的语言—世界模式使人的整体性生存即世界都得到了一种特定方式的展开和实现，真理本身也得到了一种特定的但并不排斥其他特定方式的源始敞开。(张松，燕宏远：《庄子语言思想中的现代哲学阐释学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4期)另外，刘颖倩对庄子的“言意”说与索绪尔的“能指、所指”说进行了辨异式的比较。她认为，庄子“言意”说的提出是基于对道之本性的体悟，索绪尔则是一种基于语言事实和理发思维的研究。由于庄子之言指向言外之道，这就使他的言论呈现出自内而外的追求和意象性；索绪尔则是先在划定了语言研究的边界，由此他的研究是追求一种自外而内的确定性。(刘颖倩：《庄子“言意”说与索绪尔“能指、所指”说比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庄子和海德格尔的比较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较多的问题，也取得一些成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彭富春的《什么是物的意义》。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庄子和海德格尔都对物的意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认为物的意义就是其无用性。庄子将物的意义确定为自然，即合于道；海德格尔将物的意义规定为世界，即在天地人神四元相互游戏意义上的聚集。以此为基点，庄子和海德格尔对物，一个是道的态度，一个是诗意的态度，这两种态度有一个相似的视点，即让物作为物存在，回到它自身。但是，庄子将物自身理解为物的自然，回到物自身即回到自然；海德格尔则是将物自身理解为世界，让物回到自身即让物回到世界。由此，庄子和海德格尔的根本差异在于自然与世界的差异。(《哲学研究》2002年第3期)余日昌的《超越与分别》一文，则对海德格尔和老庄形而上学的思考范式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海德格尔和老子、庄子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均以诗学意义上的“诗”作为走出形而上学的真正动力，诗的解蔽性、创造性和不追究性使存在豁然澄明。海德格尔的诗性思维成为后现代思想的重要奠基之一，老子的自然思维和庄子的圆融、逍遥思维则成为中国美学思想的重要根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另外，戴冠青的《庄子与海德格尔美学思想比较》则围绕着两者本体论建构的相似性，探讨了他们的美学理论构成及其影响。(《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