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着眼，艺术的抽象问题是长期悬而未决的课题之一。偏于理性的文学批评流派一般多是认为艺术表现的对象内容和科学认识的对象内容是同一的，因此，对艺术作品的内容像科学认识那样进行概念抽象，变得十分正常。这可以溯源至二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历史与诗的区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两者的表现对象都是客观外界“发生的事”。他还认为“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2］（P29）显然，诗、艺术，在他的心目中，是对现实的事进行普遍性概括的一种手段，亦即概念性抽象的一种方式。由此，至十七世纪欧洲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其代表人物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更为明确地宣布：“首先，必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3］（P290）诗、艺术中的理性与概念被抬到主宰一切文学艺术活动的地位。 

建国以来，我国的文艺理论体系主要来自苏俄。多年来，我们把别林斯基这段话当成经典：“人们看到艺术和科学不是同一件东西，却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哲学家以三段论说话，诗人则以形象和图画说话，然而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4］（P429）很明显，他认为艺术与科学的具有相同的认识内容，仅是在处理方式上不同而已。在另一篇文章中，他的这一观点表述得更为清楚：“诗歌是直观形式中的真实；它的创造物是肉身化了的概念，看得见的，可通过直观来体会的观念。”［4］（P96）由此，自然得出艺术、诗传达的只能是概念这样的结论，那么，艺术抽象概括的更只能是概念了。别林斯基的美学观念渊源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从他唯心主义先验框架出发，把包括自然界、人类及其精神在内的整个客观世界，都表述成由作为万物本源的精神实体－－绝对理念，在不断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异化、派生出来的。艺术，包括诗，只不过是绝对理念经过逻辑阶段、自然阶段，到绝对精神阶段的产物。因此，绝对精神阶段的三种精神产物：艺术、宗教、哲学，在黑格尔看来没有内质上的差别，仅在于表现形式上的不同。艺术是“感性观照的形式”，它以形象使绝对理念成为“观照与感觉的对象”；而宗教则是以“想象（或表象）”的形式，哲学则是以概念运作的“绝对心灵的自由思考”的形式来显现绝对理念。［5］（P129）它们在展现对象上，内容相同，仅形式不同，这就是黑格尔到别林斯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