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们应该问问，西方的当代艺术为什么会提出社会学转向？这是因为他们的纯艺术做到头了，于是出现了反艺术，再后来，无论是纯艺术还是反艺术，大部分问题都提出来了，最多只能从展开方面做些工作。因此，完全从纯艺术和反艺术当中去寻找创造出路，有极大的困难，这才出现了社会学转向。古典主义时期，艺术主要是为宗教服务，具有社会学属性；在纯艺术、反艺术出现后，艺术逃离了社会学；现在艺术又要回到社会学。当然，归来的方法跟中世纪已经完全不同，唯有这样，艺术家的作品才更有感染力、更有价值。社会学其实是为艺术加了一个筹码。像克里斯托夫妇所做的“包裹”艺术，一开始他们在家里用塑料布包裹桌子、椅子，后来又把巴黎的一座桥包起来，这都是用非艺术的方式来进入艺术，有反艺术的观念在里面，但力度还不够，直到他们将原柏林帝国国会大厦也包裹起来了，力度才真正显现出来。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现在也有很多人类危机需要艺术家去关注。因此，不能说社会学伤害了艺术。

　　广州日报：您认为在古典主义和现代艺术这两方面，我们仍然没有做出有力度的作品，但很多人却认为：我们无论再怎么追赶，都难以企及西方的高度了，所以应该直接越过。您不这样看吗？

　　刘骁纯：说这种话的人，并没窥见艺术史的堂奥，只是站在外面指指点点，很外行。其实艺术家真正进去了，就会发现仍然有很多可以开发的地方。譬如周思聪画的《矿工图》，虽然属于写实、表现、象征等古典主义表达方式，但加上了中国人的一些创造性特点，就出现了自己的面貌。这些苗头做大、做深了，也很厉害，在古典艺术中也可以显示出我们独特的高度。只是现在大部分艺术家钻不进去，像重大题材、历史题材之类的工程，根本就没人提出我们用古典的方法还能解决哪些问题、如何与西方的高度相抗衡，结果出来的作品往往很低。不是说古典主义在中国已经没有发挥余地了，而是没人去管应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