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您认为我们要超越西方，或者真正跟西方并驾齐驱，必须先“吃掉”其体系，那西方在形成艺术中心的过程中，是否曾努力消化我们的传统？

　　刘骁纯：他们在这方面的意识是很清晰、很强烈的，他们从中国、印度及非洲地区，都吸收了很多优秀的文化，内化到他们的艺术当中。为什么《老子》在西方的翻译量那么大？这不是偶然的。西方一直在用自己的结构在化解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创造出自己的新东西。我们应该学习他们的这种意识和态度，而不是简单地追随，或完全地抛弃、远离。

　　“新文人画”思潮已经过去

　　广州日报：您在《中国当代绘画的发展》一文中也提到“新文人画”，在您看来，“新文人画”这一概念确实是成立的吗？今天还有文人环境、文人精神吗？

　　刘骁纯：“新文人画”概念的提出，跟我有关系。1986年办《中国美术报》期间，我拿到了像朱新建这些画家的作品、资料以后，立刻产生了这一概念。当时我找了栗宪庭，他也觉得这个概念比较好，就写了文章谈“新文人画”，有关“新文人画”的讨论就热起来了，直至上世纪90年代连续搞了几届“新文人画”展，概念就铺开了。所以在我而言，这个概念当然是成立的。现在李小山、陈丹青都认为这个概念不靠谱，他们觉得文人已经成为历史了。但对文人画的解释，是有两种不同的侧重点的：一是从文人的身份来解释，认为所谓的文人画不是绘画风格，而是创作者的身份，他们是诗人、书法家或士大夫，文化素养很高；一种是从艺术风格角度来讨论的，《中国美术大百科全书》的“文人画”一条就赫然写着是一种绘画风格。从文人身份来看，那肯定是对不上号了，但如果从画风上讲，就有可能。当然，即便如此，“新文人画”也不是一个史学概念，而是一种思潮概念，否则齐白石、傅抱石等人的作品都应该归入“新文人画”。在我看来，“新文人画”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新潮美术崛起后，西方现代艺术大量涌入，但仍然有一批年轻人不想跟着西方玩，还想从文人书画中生发出一些新东西，由此产生的一种对抗新潮美术的思潮，中心是活跃在南京和北京的一批画家，朱新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广州日报：既然是思潮，今天是否已经过去了？

　　刘骁纯：思潮确实是没法延续的。当下，“新文人画”的思潮已经过去了，虽然也有不少人在学习，但只是余绪，已经很弱了。譬如一讲朱新建，大家都知道他的笔墨特点是什么、造型特点是什么，他对传统文化是怎么看的，对现代生活那种调侃玩乐式的态度很鲜明，再看后来这些画家，大都不怎么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