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局面延续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后，终于，“中央文革”对于原国家机关(包括文化部)的人员，有了处置的办法。借着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所提出的意见，全国各地掀起了干部下放的热潮，“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就是那一时间段里特别流行的语词。故宫博物院直属于文化部系统。

　　当时的文化部系统设立了两处“五七干校”，一处在河北省的静海县，一处在湖北省的咸宁县，故宫博物院和彼时直属文化部文物局系统的大部分单位统统下到了湖北省咸宁县的“五七干校”，其中就包括有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因为都属于图书馆、博物馆系统，故而简称之为“图博口”。在湖北咸宁干校中“图博口”的序列为“二大队”，故宫博物院的下放人员最多，在“二大队”下面又再编为三个连队，即八连、九连、十连。故宫博物院的大队人马是集中在1969年“国庆节”前夕开赴湖北咸宁的。

　　在干校大家睡通铺、吃大锅饭，“与天奋斗”、“与地奋斗”，还要“与人奋斗”等等，就不在话下了。如此这般，时间就进入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革命”形势似乎也有了些变化，故宫博物院总不能一直关闭着不开放，不显示“新气象”，于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有极少人员(主要是美工人员及勤杂人员)抽调回北京，筹备故宫博物院重新开放事宜。但是绝大多数工作人员仍然还是不知道前途如何，甚至包括院长吴仲超在内。随着运动进入“斗、批、改”的“改”的阶段，调回北京的人员开始增多了。我们大多数业务人员就是在如此背景下，开始分为两批先后北上的。不过仍然有个别分子，属于永久留在“向阳湖”的(按照当初军宣队的张参谋长所言：“要有埋葬在向阳湖的决心”，当然“四人帮”垮台之后，这些入了“另册”的人最终也还是回到了故宫)。

　　1971年的7月5日故宫博物院终于重新开放了。大多数工作人员虽然回到了故宫，不过由于“四人帮”仍然得势，在文化界作威作福，“左”的那套东西依旧猖狂。由于总体环境并没有大的改善，业务工作仍然无法正常开展。故宫博物院面前还是存在着一个“方向”的问题，一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于是在重新开放的问题上又出现了种种的争论，以至有人提出要将故宫变成“阶级教育展览馆”、“血泪宫”的意见。所以那时故宫博物院虽然重新对“广大革命群众”开放了，但是在想法和做法上并没有质的飞跃，无非就是勉强恢复到了“文革”之前的模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