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砖瓦、陶器上的刻符和陶文，各地都有零星发现，比较集中的是陕西省凤翔县高庄的秦宗庙遗址出土的瓦上发现刻画符号三十多种。战国时代的陶文发现的数量最多，主要见于山东的齐国临淄古城遗址、河北省的燕下都遗址以及秦都咸阳遗址等，战国时代的陶文早已引起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早在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马星翼所撰《邹县金石志》中已有关于邹县出土陶文的记载，还有王懿荣的一则题跋中谈到吴式芬曾收藏过一件传为长安出土的有铭的陶鼎，由此可断定，陶文的研究滥觞不应晚于道光时期。此后收藏、研究、著录之风渐开，到上世纪末，大约有著录近七十种之多，其中未刊著录四十五种，已刊的接近二十种。近年，高明的《古陶文汇编》、袁仲一的《秦代陶文》、陈直的《关中秦汉陶录》体例都较为完备，所收图录更是超前，山东王恩田新出的《陶文图录》收有一万二千余器，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古陶文和其他种类的文字相比较，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陶文产生的时期远早于其他文字，且发展时间长，整个伴随了中国文字书法的全程，可以说一部陶文史就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书法篆刻史，而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等类文字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内流行；第二，陶文除了秦惠文王四年瓦书及秦始皇廿六年诏版铭文外，一般不超过十字，而多数为一二字或三四字，少有长篇幅的记事类铭文；第三，甲骨文、金文、竹木简、帛书多出自社会地位较高层次的人的手笔，而陶文多为社会地位低下的陶工所作；第四，从文字学及书法的角度观照，陶文的书体较其他文字更为丰富多彩，从中国文字的最原初形态到篆书、隶书、楷书、行草等各类书体都囊括在内，包含了汉字起源、发展的很长过程。仅以战国时期的陶文与其同时期的其他文字相比，其结体自由、表现奔放、变化丰富、笔道遒简，足资书家之借鉴；第五，甲骨文、金石文字和简书、帛书等材料，多涉及重大政治事件及上层统治者的活动，而陶文绝大部分内容反映了“物勒工铭”的情况，尤其是陶模的印制，本身就是典型的印章资料，这些材料可以直接被当代篆刻艺术吸收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