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河南安阳出土的陶文“皿”，这个字《陶文图录》里收了四个，这在同期的甲骨文里有较多的存在。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一种内在关系，这就是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共同生活在一个通用的文字体系之中，由于器皿的“皿”自身的繁复性，造成了“皿”字各自不同的形态，但它的基本构成部件都是相当统一的，表现出了它大的方面的确定性与细节的曲尽变化。

　　战国时代的陶文，现在的学者像高明、王恩田都进行了地域分类。经过分类的陶文，尤其像齐国民营制陶业同乡同里的陶文印的形状、铭文格式、书体大都相同这一现象，王恩田认为当时很可能出现了以刻字为谋生手段的刻字业。这种印模是活字印刷的先声，但一直滞留在原地没有发展，一直到了宋代才用于印刷。印模的出现，比手工刻画更为快捷方便，也更为标准明确，作为商标的作用可以随着商品永久地存在而有了准确的区别。

　　刻制了一个陶模，要用多长时间，印多少个器皿，当然没有规定，只要不坏，可以一直用下去。日常的文字在使用中不断变化规范，陶模却没变，用到最后就和现行的文字发生了差异，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作为一个世代相传的作坊，既然有了自己的标记，那就世代相袭，以致出现了像青铜器族徽那样的状态，铭文和族徽文字发生了时代的错位，这种情况在陶文中仍然是存在的，作为相同的大文化背景，这也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