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潘天寿回忆吴昌硕和自己的关系时，认为那是 “一种深情古谊，淡而弥厚，清而弥永，真有不可语言形容之概”。而吴对潘的劝诫，既超越了老师对于弟子的威严训教，亦远不止于经验主义的劝告，而是建立在 相投、相知、相护的师友情谊之上的参透与提携，同时更预示着文人画承传方式在近、现代交接之际的一股变革潜流。继吴昌硕之后，潘天寿延续了缶翁对于晚辈的 爱护和劝诫之心，同时于传统文人画的传授，将师傅带徒弟的传统私塾式传袭方式，进一步转变为系统化、规范化、立体化的现代中国画教学体系。在这一层面，他 细致总结文人画在笔墨、章法和教学中临摹、写生与创作的规律，还自编《中国绘画史》，将理论研究和文人思想的养成引入教学，有力推动了现代中国画学体系的 形成。

　　潘天寿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兴起 期，从任教国立杭州艺专、兼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昌明艺专教授，到上世纪四十年代赴重庆就任国立艺专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美院院长，潘天寿的艺术创 作一直与其教育思想紧密相连。在一九六一年四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上的发言中，他提出：“学习中国画，自古以来都是师徒传授加自学；中国画的学校教 育是近四五十年的事情，历史不长，其间又因战乱等社会原因，常受到干扰，以致中断。”在次年的全国美术教学会议上他进一步说：“过去的师徒传授，老先生讲 得少，学生靠眼看心记，自己领会。悟性好的就进步快，悟性差的就出不了山。”他的老师经亨颐、李叔同当年就是通过这样言传身教的方式深深影响了一代艺术学 子的思想与人格，而在具体的教学中，潘天寿也是以同样的态度和为师之道，濡染塑造了一大批画坛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