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江南前，李可染还曾专门请邓散木篆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胆”者，是敢于突破传统中的陈腐框框，“魂”者，是创作具有时代精神的意境。常有人回忆李可染是一位胆小谨慎的人，但是他在艺术创作中却有巨大的能量与勇气。他把“胆”字放在前面，为自己改革中国画的江南写生之旅壮行，为中国画命运置于死地而后生勇于寻求突破。当然只有胆量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立足于“魂”，这个“魂”字不仅仅是画家将时代精神与自我情景相融合的灵魂，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灵魂，是中国画改革创新的精髓所在。

　　历时三个月的江南写生结束后，北京画坛中无论是中国画的“保守派”，还是对中国画持否定态度的“革命派”都期待看到三人的成果。李可染等人在北海公园的悦心殿举办了“李可染、张仃、罗铭水墨写生画展览会”，恩师白石老人专门为展览题写了展名。展览共展出三人的写生作品八十幅，其中李可染四十幅，张仃十二幅，罗铭二十八幅。此次展览触动了当时的中国美术界，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响。黄永玉观展后，专门撰文《可喜的收获——李可染江南水墨写生画观感》，认为这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水墨画的一个新尝试，是提倡国画改革以来的可喜收获，这次写生创作对山水画新风格的发展影响深远”。留洋归国的吴冠中则称“李可染是中国传统画家将画室搬到大自然中的最早、最大胆的尝试者”。而且“这个规模不大的画展却是中国山水画发展中的里程碑”。更为重要的是时任中央美术学院代院长的江丰在看过展览后，改变了以往对中国画传统的认识，当即表示了自己对中国画革新的支持。委派当时的美院学生黄润华给李可染做写生助手，并特批1000元作为李可染今后的写生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