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翻阅本书，穿插于两位作者对话录之间的古籍书影，成为该书的另一大亮色。以宋嘉定六年淮东仓司刻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卷四十二题跋为例，那隐约浮现于书卷之上的从容之态，那一纸漂亮的小楷虽历经800年时光，仍展现出温雅动人的韵致，令人恍若看到一位慢时光里的悠然书家，正凝神静气泼墨挥毫。今时今日，中国的书法传承者即使习字数十年，书法技巧如火纯青，亦是难以写出这一纸的风采神韵。细究个中原因，不仅仅是书法家个人的造诣问题，更是中国整体人文精神的流失与异变，一个虚浮的时代难以养育出在骨子里透出从容隐逸精神的艺术大家。文化断裂、经济转型，于一个国家而言始终是利弊参半，文化上、精神上、气质上的经济化蜕变，很难用三言两语为其下定论，面对遗失的唐风宋韵、明清风采，除了寻诸遗梦，确是难再现。

　　书中所述书人书事，与西方书话权威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在《文雅的疯狂》的一书中描述西方一众书痴异曲同工。相信拓晓堂先生一定爱极了在遗嘱中规定“凡我一生所乐之艺术品，切勿转交冷寂如坟之博物馆，苦待粗忽之看客，投以蠢笨一瞥。必交予拍卖师，槌起槌落，自此散出”的埃德蒙·龚古尔，只是可惜了这位收藏大家的一世书心。拍卖场上充满了尔虞我诈，商业氛围远比文化氛围浓重，来此寻宝者未必一定是读书人。若是从流传有序的角度，书若能进入真正的书香世家、代代传承，当是书籍最好的去处，而商人重利，商人之家只能是旅馆、客栈，下一轮的飘泊、下一轮的流浪仍是未有归期。

　　不论拍卖场上如何烽烟四起，但经济的趋动因素，也总算给了古文化一线生机，燃起了国人对中国古文化的寻根热情，一批尘封于箱底，被封装隐藏的古籍终于重见天日，而散落海外曾经不知所踪的古代珍本、善本相继归国，总算回到了它们的文化发源之地。古籍拍卖，虽不免亵渎书籍的神圣，但终是为古籍的保护、流传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