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在中国，艺术流派中的现代主义与当代艺术之间的演变过程是怎样的？

　　汪民安：西方现代主义在上世纪初开始流行，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中国人去西方留学。徐悲鸿去了法国，那时候法国是现代主义大本营，而徐悲鸿恰恰选择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学的是古典的写实油画。因为五四时期社会的主导思潮是“民主与科学”，他认为写实绘画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他的影响很大，回国后也强烈反对现代主义，加上国内当时的政治情势，在某种意义上，现代主义的发展在上半个世纪一直遭到遏制——虽然有决澜社等的努力。

　　直到七十年代后期，从“星星美展”开始到“八五新潮”，才开始出现了现代主义的复兴。不过“85新潮”非常丰富，很难说它是纯粹的现代主义的，也可以说它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开端——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也并没有明确的界线。比如“厦门达达”或者徐冰的作品，当然不好说是现代主义的。随着国门打开，东西方沟通顺畅之后，艺术自然就开始说西方的语言，说西方的当代艺术语言。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存在一种艺术的世界语了，单从语言上来说，有时候根本看不出来一个艺术家到底是哪个国家的。我觉得从90年代开始，我们进入了当代艺术的范畴之内。

　　日报：如何看待艺术市场里资本的作用？

　　汪民安：艺术品的消费和市场决定了艺术品的生产。当代艺术的发展情况跟经济环境有关系。资本是双刃剑，艺术领域里没有资本就会显得很萧条。在九十年代，全国没几个当代艺术家，就是因为没有市场；但如今，成千上万的艺术家遍布北京，就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市场。但是，一旦市场和资本的力量过强，在催生艺术家的同时，也会操纵艺术家。这是一个难题。今天，好的艺术家会有一种强烈的控制力，既要利用资本，但是也决不能被资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