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梁启超，在身份上是师徒，在学养上是同志，在阵营里是对手。两人一起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变革之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经历赋予了他们书法创作以更多的“字外功夫”。康有为以“尊碑拟帖”的惊人之论横扫书坛，同时也奠定了自己在中国书法史中的独特地位；梁启超弃政从文，在人生的最后10年中将毕生的经历化作张张稿纸、本本著作。因此，他们遗留下来的只字片纸，无不值得收集和宝藏。而纵观当前二人的拍场行情，其作品还远未达到他们所应该具有的价值，尚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名师高徒  政见各异

　　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了被英国殖民统治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感官上的认识，并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随着对西学的不断了解与深入，康有为凭借着良好的口才和演讲能力，通过对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提出的沟通民情、改革法律的种种方案，开始赢得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1890年春，年仅18岁的新科举人梁启超拜访了已33岁的“老监生”康有为。二人见面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这种前无古人的举动，更加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此后，康有为开始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梁启超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师从康有为，不仅是梁启超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此后，梁启超一直紧随康有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