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师不同，梁启超早年习书主要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后来在康有为的影响下，逐渐由原来的欧体风格转向魏碑体。他一方面受到康氏“扬碑抑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基于对时下靡弱书风的不满，试图冲破旧的桎梏，另出新意。因而在创新这一点上，康梁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不过在实践中梁启超并没有被老师张扬的书法风格所感染，而是选择了从颜、欧入手，然后上溯六朝碑版，诸如《张猛龙碑》、《高贞碑》、《张黑女墓志》等进行临习。

　　逃亡日本的14年间，梁启超未辍翰墨，继续研习魏碑。“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拓片，欢喜累日，当时曾武断为张猛龙、贾思伯同出一人手，盖笔势既相近，年岁复衔接也。今谛审其结体较松，用笔有斧凿痕，实未足比张猛龙……”

　　梁启超晚年离开政治舞台，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教，同时潜心整理、研究文、史等各种学术源流。其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沉淀和升华，目前保存下来的梁氏墨迹和手稿，很大部分都出在这段时期。

　　拍场大热  后市可期

　　康、梁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其书法作品从一开始上市交易就带上了鲜明的史料特征，特别是梁启超，近年来其学术手稿的热卖更加印证了这一情况。事实上，梳理二人的市场行情我们不难看出，师徒二人的书法作品在拍场中都具备了高开低走、后市上扬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