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自1960年代前后，Fluxus、新前卫 与实验电影等艺术思想与潮流，就开始大量使用文件档案於其艺术活动与展演中，其普遍特色为：重观念而非形式，并且摒弃视觉再现(如果不只是超越的话)，进而朝向物质性(materiality)与非物质性的辩证。所谓“文件档案”也包括影像档案，只是它们往往被视为一种“纪录式”(真实的)以及“补充式”(说明的)影像材料，某方面而言缺乏了对美学形式的关注。本文欲从现代艺术史的脉络著手以提供一个歷史框架，爬梳现代艺术一直以来对於再现体系的批判，以 及其如何做为一种精神遗產而影响了当代艺术实践中对於文件档案的高度兴趣。

　　现代艺术的遗產：从(新)前卫艺术到(后)观念艺术

　　大量採用文件档案的展演，或多或少是反视觉的 (anti-optical)；它反对了传统艺术史(及其空间，如美术馆等“典藏”空间)所赖以生存的再现体系之(借用怀柏的话)“视网膜”面向。然而，在一九二零年代前后十数年，前卫艺术无所不包的总体艺术概念、基进的政治形式之探索，以及对於各种文化架构的符码化(与再解码)等观念原则成为滥觴之后，艺术世界对於“再现”的探索也愈加复杂，它牵涉了符号学、精神分析，且一路伴随了艺术社会史、新艺术史与视觉文化研究等理论变革。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前卫艺术进行探源，特别是其总体所致力，关於再现之“危机”：各种“新”(替代的)艺术形式之诞生。就艺术史而言，前卫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有著一段过渡，前者对政治性议题、时事的关注，更胜於后者对於表现形式上的兴趣；反之亦然。就更细緻且必要的讨论而言，需将前卫艺术置於体制批判的视角框架中，检视其对总 体政经文化状况的回应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