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涉及两广事变手令1通1纸，为蒋介石亲笔书于1936年9月2日，命令钱大钧速往黄埔。“两广兵变”，又称“六一事变”，指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一面调集军队入湘防御，一方面派遣时任侍一处主任的钱大钧，收买陈济棠主力粤一军军长余汉谋。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投蒋，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之后，桂、蒋双方通过调停，于9月中旬会晤于广州，言归于好，两广问题遂和平解决，蒋书手令，当是筹划在广州会晤桂方将领之时。

　　在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不久，1936年12月12日，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事变之前，蒋介石曾派遣钱大钧接触张学良，想借二人曾共事于“鄂、豫、皖剿总”(张学良任副总司令，钱大钧任总参谋长，1934.2-1935.2)、“武昌行营”(张学良任主任，钱大钧任参谋长，1935.2-1935.10)之交谊，分化东北军与西北军高层之关系。但事变突然，之后的发展、结果业已被今人熟知，唯蒋介石对于处理杨虎城的态度，似应重新对待。手令中，涉及西安事变者，5通5纸，皆为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由蒋介石亲自下达。其中三通与杨虎城直接有关，皆是询问其病情，催促其离陕来沪，结合《蒋中正日记》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之纪录，“杨虎城果离陕到沪，预备出洋，则西安叛变事件可告段落，然而时已半年矣”，可见蒋介石始终是以敦促杨虎城出国为事件解决的标准，并未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曾通电全国，提出改组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条件，其中第三项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即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该事件发生于西安事变之前，却到翌年7月31日才得到解决，又称“七君子事件”。手令中有1通2纸，与“七君子”有关，为蒋介石派遣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去探明沈钧儒等人的“悔过”情况，并希望能将沈押解庐山一晤。七君子态度明确，绝不悔过，加之蒋介石认为沈案为中共制造了舆论氛围，故双方僵持不下。遂此事直到“七七事变”之后，全国抗日军兴，才得以草草收场。蒋介石手令发布之时，正在庐山，筹备第三期暑期军官训练团，并在之后不久便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此二册中，共有蒋介石1937年庐山时期手令7通，共9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