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仅2014年，南京市违规“复建”太平门事件、广东梅州大规模拆除传统民居围龙屋、四川平武报恩寺建控地带违建案、北京天宁寺违法建设事件、青岛德军要塞被拆毁事件、洛阳市违法开发洛阳宋金老城东南隅历史街区等，都引发了舆论持续关注。

　　一些官员对破坏文物现象持漠视纵容态度，甚至直接干涉、阻挠文物执法。2013年，太原市文物保护单位“晋绥铁路银行旧址”在没有报批文物部门的情况下，由个人私自修缮并变身为饭店。太原市文物局文物管理处的一位人士说，文物局曾下发停工通知，但主事者表示，他是和政府部门“共同修缮”的。

　　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杨新华告诉本刊记者，2007年南京市级文保单位张治中故居被开发商拆毁，时任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的他立即报警，虽然公安等部门十分重视，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上级领导发话叫他和文物部门“不要再管这件事了”。

　　不少敢于向上级反映当地文物破坏案件的基层文保干部，甚至遭到打压。去年轰动全国的四川平武报恩寺建控地带违法建设案，在工程论证时就遭到当地文保干部的反对。在阻止未果的情况下，当地文保干部集体向国家文物局局长写了举报信，这才引起重视。违法事实败露后，反映情况的文保干部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被停职。

　　“最终案件办得很漂亮。”国家文物局一位参与办案的干部说，“但是，那些被当地处理的文保干部，可能这辈子在当地就抬不起头了。”

　　文物执法被弱化和边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执法主体应是各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可是，执法无权、队伍薄弱、地位羸弱的现状，让基层文物执法难以到位。

　　云南巍山县拱辰楼大火备受舆论关注，当地文物执法主体本应为巍山县文体局，但该局并无文物科室，实际负责文物管理执法的，是文体局下属的事业单位、并不具备执法资格的县文物管理所。一位文保人士如此评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巍山的文物管理体制尚且如此，文物点相对比较少地区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