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绍良认为这一结论过于乐观。据他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成立了一个由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等老先生组成的古代书画七人鉴定小组，对国内外数以万计的古代书画做过鉴定。“唯一健在的，现在只有傅熹年一位了。等到哪天，没老先生撑场面了，话语权落到海外，不是没可能。”

　　宋画去哪儿了

　　“全球估计不到两千件，北京故宫仅藏400多件。”

　　——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

　　撇开“话语权”旁落之虞，关于海内外宋画研究力量的对比，中央美院著名美术史论家、黄小峰的老师薄松年也认为，“海外更上心一些”。不过，他认为这背后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制约，“国内专家之前想看到宋画原作，实在太难了。”

　　黄小峰的科研之路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种难度。他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是“晚清的艺术市场”，博士论文是关于元代和明代前期的。“我们也知道宋画好，只是能看到的宋画很少。”他进一步说，“西方在库房对着画研究，国内除非你在博物馆里工作，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和实物脱节的。”在他看来，徐邦达、谢稚柳、启功、杨仁恺等老先生给出的结论，之所以过了20年还能站得住，是因为他们当时基本都在博物馆，能从实物入手。

　　相比于黄小峰，年龄稍长些的朱万章要幸运些。现为国家博物馆学术研究中心研究馆员的他赶上了一个时代的“尾巴”。“比我年龄大的，都是学徒式培养，有老师傅带着看真迹。我是既有学院派的学习，也有跟着鉴赏大家苏庚春老先生的历练。现在很多老一辈不在了，学徒式少了。在学院里面对美术史的了解的确更丰富，欠缺的是对作品本身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