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强调中国经验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进入两个陷井。一个是新保守主义，借后现代对传统兼收并蓄的态度，恢复学院主义的权威，把90年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归结为现代艺术技巧、技能和技术的完善，以再造现代艺术高峰的虚幻理想，抵制艺术对当代人生存处境和文化状态的普遍关怀，在折衷和倒退中走入或接近权利中心。另一个是“中国方式”，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欧美文化中心论的，因为它要求中国艺术家在西方文化精神的普遍原则之下参加指挥权在北约的多国部队，而只是穿上自己的服装让人方便辨识而已。其关心所至不是在中国人当代性的生存经验中必须提出的问题，而是在他者眼光中中国应该有什么东西，然后以此为根据推出艺术潮流。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国外展览成为国内创作的风向标，我们失去了独立的选择权利和判断标准。

　　两个陷井都是权利中心的陷井，新潮艺术家和新潮艺术批评家从反抗权利到追逐权利，所放弃的是思想的独立性和历史的责任感，而这恰恰是今日艺术最可宝贵的东西。“艺术是无法和权利结盟的”——萨特《随想录》中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南方艺术的种种诘难

　　中国经验严格地说不是“中国”的，因为中国之大，相当于欧洲好多个国家，而具体的艺术经验总是区域性的。既然我们可以讨论法国艺术、德国艺术，为什么我们不能讨论南方艺术乃至西南艺术呢？

　　南方艺术的提出是对北方权利中心的批判，这是涉及中国文化建设的大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北方中原文化即儒家文化实用理性中心主义，而多元、感性、人文的南方文化一直处在被翦除的状态。我们讨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总是东西关系之争，而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未来不可能全盘西化，即使是现代化也不可能如新儒学所憧憬以儒学理念去拯救世界。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应该从南方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中去获取基因和动力，从远古的多元、人文、感性到近代的工商、市民、城市，南方文化包含着极大的可能性。以双向或多向的文化互动改变一元化的文化兼并，乃是我们迟早要提出的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