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王南溟相同，沈语冰、周宪、高世名、王林、马钦忠等人也围绕“意义”问题以语言学的方式介入了这场讨论，但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对邱志杰“批判形式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提出挑战。沈语冰在肯定了邱志杰对“表现论模式的现实主义批评”的同时，指出邱的形式主义依然是结构主义方式的形式主义，而且有由左的方向滑向解构主义的危险，他认为，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就必须来一次批评话语的转换”，他根据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语言(词)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 的原理，认为对艺术意义的研究必须由“语言学”的研究转换为“语用学”的研究：“对艺术语言的意义讨论将让位于对艺术话语的有效性主张的关注；对作品意义的解释让位于对当代艺术中的个人话语的聆听；现代批评家对作品意义解释权的可笑垄断将让位于批评家与艺术家围绕作品所进行的对话；一句话，我们对现代主义理论中那种冷冰冰的艺术语言系统或结构的关注将让位于对具体的艺术话语的交际实践的兴趣。”他还认为“意义”只能产生于主体之间【inter- subjective】被述说、被指认和被否定的关系之中，“没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也就不会有‘意义’”{沈语冰：《从语言的意义到话语的有效性》，载《江苏画刊》1995年第7期。}。他还指出，意义问题讨论的核心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的问题，“易英的‘意义的明确’似乎只能导致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粗浅图解艺术……而邱志杰的‘批评形式主义’……只能导致毫无指向的伪艺术的大量衍生”，“语言唯我论”与艺术形式的“陌生化”理论都忽略了艺术存在的方式和人们经验艺术品的方式都是非语言的这一事实，而“艺术批评意在把一件艺术品产生的特定条件、情境和意向尽可能地揭示出来”{沈语冰：《语言唯我论与陌生化的歧途》，载《江苏画刊》1996年第4期。}。

　　周宪将“意义”问题归结为“范式”问题，认为艺术意义经由了由古典朴素实在论范式、现代自律论范式到后现代对话性和多元论意义范式的演变，而这一过程又是能指/所指、文本/实在、艺术符号/其他符号、日常经验/知识间不断由统一、分离、对抗的过程，这一历史嬗变不仅是艺术表达意义方式的变化过程，也是公众理解文本意义方式的变化和批评家对文本意义注解方式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反映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他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时期，“意义便被视为一种生成的多元过程，它实际上有赖于一种艺术家 —文本—观众之间复杂的互动与对话。意义的探寻与其说是一种结果，不如说是一种对话过程”{周宪：《意义及其范式》，载《江苏画刊》1996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