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的是，我们在使用语言进行批评与研究的时候，就有了一种立场的选择。如果认为这样的选择和立场是为了一种全面而一致的理论体系或中国评价体系，就似 乎在实践上难以展开。今天的观念已经多样化、知识与经验的来源也已经多元化，特别是中国社会的开放度也越来越大，人们的自我选择(包括艺术家与批评家)也 越来越多样的时候，我们如何认同每一个言说的个体呢？从表述的角度讲，我们赞同艺术的创新，也赞同观点的鲜明立场，在知识的跟进与更新上，也强调与时俱 进，那么我们如何才有一种中国的评价体系呢？这就成了我们似乎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无法具有言说能力的角色。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言说，而是我们能否真正言说。中国的评价体系不是一个标准的问题，而是一个直面中国艺术现场的态度问题，是接纳它们？抑或是拒斥它们？直面有几层含义：

　　一是能否认同中国的艺术是发生在中国的一个事实。这看似不是一个问题，但很多时候，人们并不接受很多的中国艺术，当抱着拒斥的心态的时候，就已经无法去 真正认识这一现象的发生与过程。中国是多变的现场，而艺术的变也是不断展开的，而且它们变的程度与参与的人群都在变化，如果我们不是在现场中去感知、去面 对，仅仅一二的道听途说，是无法去认识与讨论的。很多时候，我们是以我们不愿面对或者没有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真正的现场，而忽视了当下艺术问题的实际情 况。这也是如何看待中国现状的人文情怀的选择。在历史的现实里，很多这样的具有历史启发与展望未来的所谓评价话语是来自这样的历史关怀的。

　　试想，历史上如果不是艾克曼现场记述了歌德，写成了《歌德谈话录》，我们对歌德的了解和研究会有很多遗憾；如果波德莱尔不是直面了德拉克洛瓦，就不会有 他的《现代生活的画家》，他也很难逻辑地提出他的“诗也可以说画，画也可以说诗”诗学理论；如果没有罗杰？弗莱大力推荐、展示印象派后印象派的画作，也不 会导致后来的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论的出现。即便是抽象表现主义的提出与兴盛，如果不是当时一批艺术批评家、理论家、美术史学家的介入现场，他 们都无法在书斋里提出这样的艺术理论，也不会有产生重大影响的现代绘画的“平面性”、“纯粹性”和“媒介性”的价值判断。当我们在讨论建构中国的当代艺术 评价体系时，直面现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否则，根本无法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