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直面现场中的艺术，是指面对完全陌生与不同的艺术的时候，我们愿意不愿意反思自己的知识构成是否能够判断这些发生变化的艺术。新的、陌生的艺术的创 作、创造，出现有可能意味着某种新的现象的发生，这是常常超出我们固有经验与知识之外的东西，我们如果愿意直面现场，我们则会从基础做起、从对话开始、从 调查与了解它们的事实存在原委开始。这样，才或可以言说与评论它们，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会提出是在中国发生的艺术主张和理论。特别是在今天的艺 术界，艺术的主张与理论并不是国家主体性所能支撑的，它更多是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艺术现象有关。在文化与艺术的价值诉求上和这种诉求的可能性上，是 因为具有了现实的特殊性才具有了历史的特殊性，而不是所有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必然提出一种国家意识的评价体系。

　　在这一点上，我们对中国性应该有一种文化的历史意识，才可以清楚地确定研究者的学术立场和个体立场，一种文化的特征总是由个体的研究者、学者构成的。当 我们说到国际上任何理论体系或价值评价时，我们都是以个体的名义去看到他们，例如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 卡西尔、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朗西埃、阿甘本等；艺术理论家：阿尔贝蒂、康德、托尔斯泰、克莱夫·贝尔、科林伍德、本雅明、古德曼、丹托、巴特、道格 拉斯·达维斯、格林伯格、布迪厄、哈尔斯·福斯特等等(仅仅偶举)。他们来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虽然增加了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文明与文化的认识，但我 们不把他们等于这些国家意识。

　　同样，中国 今天的文化复兴或者一种显示中国当代文化创造力的时代的兴起，则完全有赖于中国的全面开放与新姿态。个体的中国人是这个时代的主体，就像艺术家永远都构成 艺术存在的主体一样，对于研究体系与评价体系的构成也是以学者的存在为主体的。没有这样一个丰富而饱含创造激情的学者群体，是断不敢想象我们提出怎样的价 值体系。价值不是预设的结果，而是自主发现问题、回应问题的结果，也是接受各种的人类知识价值的结果。在今天，谈中国性，不是唯一的固守在中国本土自发所 有的那些历史遗产知识，也不是那些单纯舶来的知识现成品，而是我们具有强大的消化与吸收能力的基础上如何具有开放性思维的创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