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6年始，我开始尝试以传统水墨的笔墨程式及造型方式与西方表现主义对接。不得不承认，那时的我相对封闭，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艺术逻辑的摸索。而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有一些艺术家通过借鉴西方表现主义的观念与手法来改造传统水墨画。

　　但恰恰是这样一种实验性质的探索，我开始体会传统与当下、笔墨与内心、生活与呈现的种种关系。在这一系列的作品中，例如《栖》、《和荷图》、《黑云》等，也尝试使用了西方现代艺术的拼贴技法。回顾过去，这一系列实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的融合，并不涉及单一甚至双重文化的深层次融合，是传统文化与舶来文化的一种相望，很难深入骨髓。在这个系列作品稍后的创作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应该更倾向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并延续、深入下去。

　　2009年后，我又尝试从最传统的艺术形式汲取营养——从敦煌到张大千。我在最为“艳俗”的色彩选择上试图寻求更为深刻的表达，这是由表及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笔墨最终只是通达内心的一种形式。这一阶段，我陆续创作了《巴山春暖》、《巴风渝韵》等一系列作品。将作品回归到当下的生活——巴渝，并在作品中解构与重构空间关系，促使用西方现代语言去梳理中国传统艺术“人与物游”的创作脉络。

　　不可否认，相比较前一阶段的创作，是从表层的艺术实验变成了一种更为内心的生活经验的提炼。我尽力保持笔墨及水墨媒介本性的同时，改造并使用了一些西方表现主义手法与画面构成方式，结果为超越传统找到了全新的突破口。恰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这种新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逆转了传统水墨温文尔雅与笔墨为上的艺术风尚，很大程度上应合了一种新增长的审美需要。”

　　至此，回到本文开篇的“中庸之说”，艺术创作从来不是“站队”的问题，它不需要走一条中间路线。作为艺术家，应该更多地考虑用何种形式的语言呈现何种内容的生活。回到当下，双重的文化相望，必然决定了这个时代并不缺乏语言的表达，多元化的语言已经泛滥于这个视觉的时代，我们应该回归到传统与生活，呈现当下独特的个人体验与社会经验。

　　借吴冠中先生的“风筝”与“线”为题，自勉，且与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