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片结束的时代，是时候把等了40年的作品拿出来了。

作为摄影师的陈传兴为何耐心等了40年，然后执意在这个时间办一场摄影展，这让人们感到疑问。

“这40年里，我一直不晓得怎样对待它们。”陈传兴说，他是个记忆力极好的人，他清晰地记得这些影像的内容、时间和地点，但当它们印在银盐胶片 上，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却只剩惶恐和不确定。“每看一次都更不明白，如果我都不清楚，那要以什么理由展现给别人呢？那就只有等喽。”

这些让陈传兴“搞不明白”的照片拍摄于他大学期间。那时“壮游”还没流行，陈传兴却已经开始漫无目的地到处撒野。他拍摄午后阳光明媚的台北火车 站，在花莲轮上观察赶路人疲惫不堪的脸。他镜头里的艋舺没有电影《艋舺》里的热血和暴力，只有夜市摊位上的清冷和旧式餐厅里颓暗的光影。陈传兴拍摄兰屿这 座小岛是用脚走出来的，“小岛巴掌大，一个多小时就能走完”。他几乎每年都去，每次都会住上几天。

展出的作品中，草台戏班是最重要的主题。40年前，戏班艺人流浪于台湾乡间，演百出戏，吃百家饭。“有些村里的孩子对演戏着魔，他们就离开家 乡，随戏班一起去流浪。”陈传兴迷恋于戏班特有的动荡感，他拍后台、戏服，拍坤旦、老生，也拍下了台还未卸妆的流浪艺人家庭。他边走边拍，竟留下了一组草 台戏班的时代群像。

这些用散点透视拍摄的作品没有情节，不符合当年台湾摄影界的主流审美。它是一种观看方式，在面对这个世界时，陈传兴选择了摄影，选择用105mm的镜头与世界发生关系。

40年前的陈传兴无法预料如今的数码时代，这让他无所适从。“银盐胶卷的时代要结束了，这几乎是确定的。或者是时候拿出来了。”陈传兴说。

这个理由是知识分子式的，而另一个私人化的理由似乎更有说服力。“我不要留下一万多张照片给后代造成困惑。”采访当天陈传兴的孩子也来了，他给记者指认两个男孩：“(穿)咖啡色的是老大，蓝色的是小的，差两岁，特意把他们从台湾叫过来。”

孩子太小，陈传兴不希望把这些遥远的影像留给他们处理，情感上难以抵达，理性上无从考证，“不要给他们添麻烦了”。

照片里看不到台湾流行的乡愁，呈现出来的是破碎、混杂和后现代感。

学术派的陈传兴把自己的青春期归纳为“野蛮生长”。

他们那批50后是台湾学术和文艺崛起的中坚力量，陈传兴经历了那个时代，却始终处于主流之外。他说他们那个时代有两种台湾小孩，一种是李安式的“乖小孩”，一种是他这样的“坏小孩”。乖小孩坐在教室里认真读书，坏小孩带着相机听着摇滚走天涯。

“除了考试，我几乎不上课。大部分时间在校外跑来跑去，课堂里学到的还不如图书馆读到的有用。”就是那时候，陈传兴拿起相机，“也是因为想当导演嘛，当时觉得摄影是通往导演的一个渠道。”

从一开始，陈传兴的兴趣就不同于大多数同龄人。从这些20多岁时拍摄的照片里，看不到当时流行的乡愁，也没有满溢的情感。在去法国前，欧洲各艺术流派只是他脑海里模糊的概念，但照片中呈现的破碎、混杂和后现代感，俨然已经有了巴洛克的影子。

和抒情相比，陈传兴关心更本质的东西，比如时间和死亡。“喜欢那些探讨生死的诗词，现代诗、陶渊明的诗，也会去《佛经》、《礼记》里寻找答案。那时候，常往墓地跑，现在看来，或者就是年轻人的浪漫主义吧。”陈传兴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