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贝娄，《淋浴》，1917

抽象的守望

王尔德曾经称同性情欲为“不能言说的爱”，对于曾经被视为禁忌的身份进行编码、掩饰和升华，也成为不少艺术家表达同性情欲的一种惯用手法。

美国艺术家马斯登·哈特利(Marsden Hartley)花了一辈子时间寻找适合自己那永不停歇又矛盾重重的个性的表达方式。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似乎找到了宁静的时刻，是在一战前。当时他来到德 国，爱上了一个名叫卡尔·冯·弗莱堡的德军军官。他同时着迷于这个国家的速度、效率和充满活力的色彩。沉浸于柏林的文化中——包括他所热爱的军国主义—— 哈特利发展出一种独有的抽象风格，他结合了德国的各种符号和徽章。在《第47号绘画，柏林》(1914-1915)中，哈特利用心上人外在身份的一些符号 组成了心中爱人的肖像，以表达对弗莱堡的感情。

1932年4月，现代主义诗人哈特·克兰(Hart Crane)坐着自己的船奥里萨巴在墨西哥返回美国途中，他因感情不顺跳海自尽。闻知此讯，艺术家马斯登·哈特利使用当年画心中爱人卡尔·冯·弗莱堡的方 法描绘了诗人。在这幅名为《八击钟的蠢事》的作品中，画中元素包括克兰的年龄——38岁，他的生活，他的跳船自杀，以及最重要的——他的诗作。整幅画上方 有一枚血红的太阳(克兰死于正午时分，即八击钟击响八下的时候)，两个弧线代表克兰的伟大诗作《桥》。

10年之后，乔治·普拉特·莱斯(George Platt Lynes)为哈特利拍摄了一张相片，年届70的哈特利憔悴地依靠在椅子上，他身后的阴影里，一个年轻人穿着军装。这张照片似乎在追忆那些在两次大战中失 去生命的情人，也是对于青春一去不返的祭奠。拍摄了这张照片之后一年，哈特利便去世了。但他与前后艺术家的相互联系，代表了同性恋者在直人社会中逐渐建立 起自己的关系网，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确定，并创造了一个自我保护的空间。在前一代人的示范和贡献下，同性恋亚文化社群开始创造自己的历史。

1950年代充满了社会和文化的冲突。政府的压迫对同性恋者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气氛中，艺术家罗伯特·罗森伯格、贾斯帕·琼斯将他们对政治和文化风向的反抗情绪呈现在作品中，而这对情人的彼此感情同样为人所津津乐道。

另一方面，在现代民权运动的萌芽阶段，作家詹姆斯·鲍德温、拉尔芙·爱丽森等人探讨了在美国与众不同意味着什么。垮掉的一代更是粗声粗气，在艾伦·金斯堡领导下，对一本正经进行反击，在惠特曼的自由体诗篇中注入痛苦的嚎叫。

1950年代早期，抽象表现主义大行其道，罗伯特·劳森伯格以他著名的“空白”与其对峙，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将威廉·德·库宁的一幅画擦掉。这 一行为也让劳森伯格意识到，沉默是对政治和社会压制的一种反抗。在1950年代末期，另一种反抗的策略开始显现，劳森伯格在他的但丁《神曲》系列绘画中有 所呈现。其中一幅作品表达了地狱的轮回，索多玛人被强迫在灼热的沙地上不停奔跑。艺术家将自己的脚的形状也置于画面上方，将他后来的恋人贾斯帕·琼斯放在 画中左侧，代表琼斯的是他最著名的作品美国国旗。

弗兰克·奥哈拉(1926-1966)是美国战后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创作使美国诗歌更个人化、更亲密、更自省。他也是MoMA的策展人，每 天午餐时会写一首诗。他崇尚自然，抗拒概念性化、抽象化的搔首弄姿。而他云遮雾绕的性倾向，可看作是其身为男同性恋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作祟。他曾是很多艺术 家笔下描绘的对象，但即使与最亲密的朋友，他也始终保持距离。美国现实主义画家爱丽丝·尼尔(Alice Neel)在一幅肖像画中抓住了他独特的形象，并将之描绘为“浪漫的，像鹰一般的侧像，和一束紫丁香”。另一幅极具冲击力的肖像画是奥哈拉的艺术挚友和恋 人拉瑞·里弗斯(Larry Rivers)于1954年绘就的，里弗斯的这张裸体肖像是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的有机结合，奥哈拉在画中的动作既有古代大师画笔下维纳斯的影子，也撩拨着 同性恋者的情欲。这般描摹也是对于当时政治气候的勇敢反击，在战后的这段时光里，政府对于同性恋者及持不同政见者都采取了严厉的压制措施。

弗兰克·奥哈拉选择了抽象表现主义的自发性，在生活的表面自由驰骋，迅速地将印象表达成诗句。在他具有欺骗性的简单表象之下，是对于世界的复杂 感受。他的诗《纪念我的感觉》是对失去爱人的挽歌，同时他将这种感受升华成为一件艺术。1961年，当贾斯帕·琼斯借用了这首诗作为自己的创作主题时，他 很有可能在想着自己刚刚分手的恋人罗伯特·劳森伯格。事实上，这两位艺术家尽管作品均有各自截然不同的风格，但他们的创作也时而会有一些彼此的呼应和联 系，似乎也成为他们感情的伏线。

大卫·霍克尼是另一位重要的同性恋艺术家。他于1964年从英国移居美国西海岸。英国直至1967年才将同性恋非罪化，因此，霍克尼在英国时完 成的与其性取向有关的创作都运用了一系列的符号与编码。只是他的作品内容中透露出来的执着与坚定，让人们感受到，与其说这些编码是为了掩饰，毋宁说它是一 种对于当时英国压迫制度的评论。在《我们两个男孩互相依偎》(1961)中，他勇敢画出了两个男孩的图像，让同性情侣为人所见，他的绘画是后来平权运动的 先声。有趣的是，当他移居美国后，逐渐不再创作这一系列的绘画了，也许，他在新的大陆终于获得了心灵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