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伯鉴

天津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当中，瓷器是重要的一类。经过六十年来的收集，馆藏瓷器达到5000余件，主要来自天津市文广局、天津市财政局多次拨交；天津市文物公司移交和价拨的各个时期、各个窑口的瓷器；北京故宫、上海市文管会、上海博物馆移交的各个窑口的瓷器；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天津、北京购买的大量瓷器，尤以在北京韵古斋、宝聚斋、悦雅斋、懋隆和天津市文物公司购买的瓷器最精，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也最高。这不能不感谢天津博物馆韩慎先、李济才、乔凤林、徐静修、张玉衡等诸位老先生作出的贡献。

天津博物馆藏瓷器中还包括一些爱国人士的捐赠，如何启君捐赠的清乾隆款豆青釉鼓式罐，韩谨华先生捐赠的清雍正官窑青花松竹梅纹碗，吴颂平先生捐赠的清雍正款粉青釉印花寿字纹渣斗，杨健菴先生捐赠的民国居仁堂制款粉彩仙人祝寿图瓶等瓷器精品，多为国家一二三级珍贵文物，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慷慨捐赠，丰富了馆藏，提高了藏品质量。

中国在东汉时期烧造成功了真正的瓷器，浙江上虞等地出土的东汉青瓷烧造温度达1300摄氏度以上，使用的是高岭土，器身上有光润纯净的玻璃釉，吸水率低，敲击有清脆的金属声。馆藏汉青釉划花弦纹瓿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瓷业在江南地区迅速发展，浙江青瓷形成主流，馆藏西晋青釉盘口鸡首壶、东晋越窑青釉虎子、东晋青釉点褐彩蛤蟆渣斗，体现出这一时期的特色。北魏统一北方之后，瓷业迅速振兴，突破了南方专美的局面。代表器物如安阳北齐范粹慕出土的四件黄釉印花乐舞人物纹扁壶，生动模印出五个胡人乐舞俑的场面，是当时文化交流的产物，而天津博物馆所藏的黄釉模印凤鸟纹扁壶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

隋白釉双龙柄连腹传瓶

隋朝虽然统一时间短，但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隋朝的统一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隋代开凿的大运河更是促进了这种交流。馆藏隋白釉高足盘，造型硕大，是盛放茶具的实用器；隋白釉双龙柄连腹传瓶，造型独特，可以与西安隋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出土的白釉双龙柄连腹传瓶相媲美。

唐、五代时期瓷器的生产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局面。北方以邢窑“类银类雪”的白瓷为代表，馆藏唐邢窑白釉玉璧底碗，质地细腻，釉色雪白；唐白釉辟雍砚，釉色白润，中间为凸起的圆形砚面，四周是圆圈型砚池，是北方白釉瓷器的代表。南方以越窑“类玉类冰”的青瓷为代表，唐代著名诗人陆龟蒙的七绝诗《秘色越器》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对当时越窑瓷器美丽的釉色进行了赞美。馆藏唐越窑青釉双系盖罐，釉色纯净润泽；五代越窑青釉合九字款碗，釉色青绿，如秋水般深沉，碗心刻有“合九”二字，其意可能是喝酒，也可能表示一共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