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家村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青铜器，计有大克鼎一件，小克鼎七件，克钟五件，还有克盨等器物。天津博物馆藏其中三件，分别为克镈、克钟、小克鼎。这批克氏青铜器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制度及军事活动的重要史料。镈，是古代贵族祭祀或宴飨时使用的单个大型打击乐器。东汉郑玄说“镈，如钟而大”，说明其似钟而非钟。较钟除了形体较大外，镈的钮也较为宽扁。馆藏克镈，高63厘米，椭圆体，平口，四面有透雕夔纹凸棱装饰，鼓部有铭文七十九字，器形完整，纹饰精美，气势宏伟。铭文叙述了克于十六年九月在康王庙中的一个宫室中被周王召见，接受命令，沿泾水东到京师巡查，完成任务又接受车辆和马匹的赏赐，为追念逝去的先辈，并祈求幸福而铸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铙作为一种乐器名，始见于《周礼》，《地官•鼓人》曰：“以金镯节鼓，以金铙止鼓。”郑玄注：“铙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以止击鼓。”铙形制像铃，但无舌而有中空之柄，属手执敲击乐器，其用途是在退军时敲击之止鼓，以示退却。铙的外形酷似两片合起来的瓦块，口朝上，上宽下窄，座下有一个圆柱形的甬（即柄）。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是流行于商代晚期的打击类礼乐器，除了上文所说铙最初的功能为军中传播号令之用，其主要用途是在祭祀祖先和自然神明时进行敲击演奏。演奏时铙口向上，将中空的柄部安上木把，置于木座之上，以木槌敲击铙口中间及两侧部位即可发出洪亮悠长的声音。天津博物馆藏商饕餮纹铙，口纵23.8厘米，口横35.5厘米，通高47.5厘米。此铙为合瓦形，形体高大厚重，口沿微呈凹弧形，两侧自下向上斜张，粗柄上有突起的一周，柄中空并与内腔相连通。铙体前后均饰有饕餮纹，内填雷纹，柄及铙顶部也遍饰雷纹，整体纹饰精美粗犷，生动立体。

除了青铜重器，秦汉时期的量器和衡器，如秦始皇诏量、秦旬邑权、西汉陈仓匜、西汉平都犁斛、西汉初元三年上林共府升等，也是天津博物馆藏古代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些量器和衡器为研究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发展沿革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天津博物馆藏秦代旬邑权，高6.5厘米，口径8.3厘米，底径9.5厘米，是秦始皇统一全国衡制颁发的标准衡器。八角棱体，正视截面呈梯形，中空，器顶口有一长方形横梁。横梁左右两侧有阳文篆书“旬邑”（地名，在陕西省），权体八面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诏书。诏书书体为小篆，古朴劲健，两诏铭文在秦权中较少见。

铜镜在古代青铜器中独成体系，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天津博物馆藏铜镜数量多，年代齐全，从战国至明清每个时期皆有涉及，且纹饰精美，质量上乘，例如战国时期的带有羽状地纹的四山纹镜、新莽时期特有的规矩纹镜、东汉时期带有神兽纹的吴向里栢氏镜、唐时有羽人图案的瑞兽葡萄纹镜、金代厚重精美的双鱼纹镜、明清时期有吉祥语和吉祥纹镜等。天津博物馆馆藏东汉阳燧，直径8.3厘米。此器鼻钮，外观似斗笠，表面铸阳文铭文两周，书体为汉隶，均属吉祥用语。阳燧形似凹面镜，是周代始用的利用太阳能取火的工具，也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从《周礼》至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等都有关于阳燧取火的记载。此器是传世仅见的有铭阳燧，并且有使用过的痕迹，科学和历史价值都极高，极为珍贵。唐瑞兽羽人葡萄纹镜，直径11.3厘米。镜体呈银白色，伏兽钮。内区饰葡萄枝叶，四瑞兽攀绕于枝蔓丛中，四只小兽穿插其间，相互嬉戏；外区有一带翅膀的羽人追逐瑞兽，瑞兽均作同向奔跑状，羽人身后有一匹飞奔的天马，葡萄枝叶繁茂，禽、蝉环绕其中；边缘饰花叶纹。纹饰繁复华美，铸工精良。羽人形象生动，在唐代瑞兽葡萄纹铜镜中极为罕见，全国也仅见几面。

天津博物馆藏古代青铜器以传世品多、质量精而闻名，其中更不乏堪称国宝的名贵珍藏，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对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