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很多高校是‘宽进严出’，我们学校艺术学科的毕业率不到60%，所以必须加倍努力。”李江涛说。

刘莹留学之初，外语水平还相对有限，不易应付专业学习。

“我们整个学院将近100人，亚洲学生只有6个。老师上课的时候，如果发现你不懂某些术语，可能还会换个说法让你明白。但是小组合作的时候，其他同学就不会考虑这些。”

刘莹告诉我们，有次在艺术机构看展览，每个人都要谈自己的感受，由于导览行文比较生僻，自己没能及时消化并讲出观点，结果被英国同学指责“参与度很不够”。

“起点比别人低，英文比别人差，再不努力就挂科了。我在英国那年，比高三还要努力。”

尽管学习任务非常繁重，还有社会、文化上的隔膜，艺术留学生们却十分珍视海外生活。

“除了吃饭睡觉，整天都在看东西写东西，根本没时间打工，但是深刻体会到国外博物馆的专业化和系统化，重建了自己认识世界的观念和方法。”李江涛说，这是自己“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时期”。

海归：“屠龙术”寻求用武之地

中外国情的种种差异，让艺术留学生的理想与现实往往发生错位。他们要将海外所学贡献于祖国，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适合我的岗位，应该是美术馆公共教育部门或者艺术基金。”

从英国硕士毕业回到成都，刘莹发现很难找到对口的职位，因为“国内的公共艺术教育发展并不理想”。

她的亲戚开玩笑：你在英国学的是“屠龙术”，回来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现实世界中没有龙。

本着“先就业，再择业”的原则，刘莹只好凭借自己的英语优势，在成都一家留学机构工作一年，又做了一年英语老师。直到2014年初，才进入K空间做展览助理工作。

“画廊的收入其实不如以前，但能回到艺术行业，学习总算没有白费。”

许多艺术留学生发现，在西方学到的观念、方法，并不完全适应国情。

曾在澳大利亚攻读艺术史的吕婧海外求学近十年才回国，2011年那特画廊开张后，她还经历了一阵文化上的调适。

“跟老外交流，无论对方是什么身份，都可以直呼其名。回国跟人打电话要纠结半天，到底叫什么好呢？最后发现‘老师’最稳妥。”吕婧觉得，这种语言上的细微差别，背后其实体现了文化上的巨大差异。

而在实际工作中，中西之间的差异体现得更加明显。

李江涛举例，在英国做一个200件展品的展览，从提出计划到展览开幕需要一年半到三年，其中涉及项目论证、课题研究、展览设计等一系列复杂的环节。

最终成果除了展览本身，往往还包括一部专著，甚至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

而在国内，同等规模的展览最多数月、最少一周就能完成。“布展就花两三天，而在英国一天就布置一个展柜，做到精益求精。”李江涛说。

不过，他也表示，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海外留学给如今的工作带来不少启示，“例如展览平面设计、内容设计的方式方法，以及如何查找符合展览主题的资料，为展品撰写合适的文案等等”。

“对于艺术生来说，留学还是很有必要的，毕竟西方艺术史的脉络都在那里。尽管东西方的融合很困难，但不妨试着学习、了解、尊重和应对，在不同文化中跟不同的人互动。”吕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