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阳风光

事实上，建国初期的中国画处境非常尴尬，普遍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产物，花鸟和山水更被认为不能反映现实生活而受到冷落与贬抑，只有人物画以年、连、宣的形式得到保留和发展。    

然而情况不久就得到改变，其时的文艺领导者也认识到政策的不足，开始纠正以往过于狭隘地理解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局面。1955年，周扬在美术工作会议上指出：“在艺术领域中，山水画、花鸟画都应该有它的地位。”“需要有鼓舞斗志的作品，也需要有怡悦心神的作品，需要有进行曲，也需要有抒情曲，需要有讽刺画，也需要有花鸟画，正如在实际生活中，任何战斗者也需要休息一样。”③这在大气候上为王霞宙选择花鸟画解除了风险。

但从花鸟画本身来看，依然面临一些严重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与时代接轨，这就要求对花鸟画从功能、趣味、题材到表现手法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彻底割断与旧形式的联系，彻底去除文人的隐逸情怀和酸腐气息，由出世而入世，关注现实生活，歌颂崭新的时代，这是在创作指导思想层面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其次，花鸟画的因循泥古和闭门造车之风依然十分严重，清末赵之谦、吴昌硕诸家以金石入画，有力地扭转了花鸟画的颓势，但后学者辗转临摹，盲目跟风以至千人一面，又形成新的程式，新的八股。对此状况，年轻气盛的傅抱石曾不无激愤地抨击：“安吉吴昌硕氏，以五六十年写篆之历史，出而为花卉，为蔬果，其迹简道而味弥永，曾风漫中国矣！是以稍解执笔者，无不以吴氏画境自居，遂至荒谬绝伦，笑话百出。”

在 1950年代的中国画改造中，“写生”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实现与新时代的对接，直面生活的“写生”成为中国画改造的主要内容与手段。当时对写生的提倡首先反映在山水画，进而影响到花鸟画。王霞宙抓住此一契机，以写生作为构建个人花鸟语汇的一个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