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士”的气息，在你心里是怎样的一种气质，在当代社会能不能发现其遗韵？

赵柏田：传统意义上的“士”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要进入国家管理层面，实现自己的抱负。但是《南华录》中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他们 是被时代的洪流冲到了角角落落的人，看起来无用，却活出了真正的自己，那是真正的“大用”。我们传统对“士”的价值评判是立体的：一方面可以是进取的，另 一方面也可以是“隐逸”的，像庄子和陶渊明那样。这种隐逸的文人和主流的文官集团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两翼。

晚明人的艺术生活是“不装”的

日报：很多人一提到明朝的文人，就会想到文徵明、唐伯虎、董其昌、沈周，但在你的《南华录》中，对这些耳熟能详的艺术家着墨不多，而选择那些命运相对崎岖的人物。请问，你是如何选择人物的？

赵柏田：我在书中写到了陈洪绶，他就是一位画家；还有官员兼艺术赞助人周亮工、柳敬亭这样的民间艺人，传奇墨工罗龙文，戏剧家汤显祖等等。这些人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非常有张力的文本，会呈现晚明独特的文化气韵。

我对江南的想象，是一种感觉，并不完全是地域上的，是一种气息上的吸引。我对晚明的南方，首先是感觉，那是一个光彩耀眼的时代，但又有着末世的 仓皇，我希望写出它繁华的一面，也想写出一种苍凉。写繁华，要有王世贞、项元汴，写苍凉的时候我就会写余怀的《板桥杂记》。写作的过程中，并不是我先规划 好要写哪些人，而是，前一个人物写完以后会自动带出另一个人。比如，写了陈洪绶，我不知道我会写周亮工，但发现周亮工和陈洪绶是很好的朋友。在这些人中， 周亮工是唯一进入清朝的官场的人。这个人作为全书的结尾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身上还是有晚明的气质，还是一个文化遗民，同时代的人很喜欢与他交往，他身上 的文化姿态是非常迷人的。周亮工实际上是一个见证者的角色。这些人物本身是相互勾连的，只要你找到一个好的视角，他们就会自己走出来。

日报：《南华录》中，一些大藏家在艺术中完成了对人性的救赎，也有些人将心灵寄托在一个物象中：古董、梦境、戏曲等等。你决定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否也受到当今社会一些现实的触动？比如说收藏热、国学热等等。

赵柏田：不是。我的想法很朴素，我想写的只是我心中的南方。我希望将当时人怎么访友、如何看画、如何宴饮，都放进去了。如果仔细梳理，能发现一 些隐秘的关系。我呈现这种风雅世界，并不是迎合现在的收藏热，而是那时候的生活就是有这样一种精致趣味的世界，当时人的生活方式的特点就是：生活的艺术 化，艺术的生活化。听雨、看花、品茶，他们的生活是不装的，艺术就是那么日常化的。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与当时非常不一样，是一种占有和攫取，所以，这是一个相对粗鄙的时代。当时，不能说完全没有攫取，但总体相对是一个风雅世界， 人和物是相得益彰的。英国艺术史家柯律格在他的书《长物》中，提到一个观点：区隔。一个人如何使用奢侈品，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品位。文震亨在《长物志》中也 总提到，一个 “宜”说明他也是讲究人用什么物是应该有秩序的，李日华将名画分等级，说明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是对人品位的衡量标准，人与物的搭配是应该有秩序的。晚明人对 美的发现能力和对生活的建构能力能够让人们不断去追忆和怀想。这样的精神实际上进入人们的血脉当中，还有待于人们去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