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香“养生”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用香驱瘟避疫，可以达到行气、发散、助阳、消炎、松肌的保健养生作用。

熏香在古代人的居家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不同于养礼和养心的庄严肃穆、高贵典雅，居家用的熏香炉多精致玲珑。

用于驱蚊虫、避瘟疫、熏衣被等养生用熏香炉，早在史前就使用。东北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都有原始陶制熏香炉出土，战汉时代的熏香炉也有大量发现。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发掘的“铜熏炉”和“提笼”就是用来熏衣的器具。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文物中，就有为了熏衣被特制的熏笼。西汉司马相如《美人赋》中云：“金炉熏香，黼帐高垂。茵褥重陈，角枕横施。”连倡导节俭的三国时期的曹操，亦曾告诉家人“房屋不洁，聴得烧枫胶及蕙草”，足见熏香在生活中的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熏衣之风更盛。《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漆画手巾熏笼二，又大被熏笼三，衣熏笼三。”魏晋青釉瓷花熏篮，形似花篮，周身有孔，此炉为花草香熏篮，花草置于笼内，衣被置于其上，使香气附着于衣物之上。

在唐代，熏笼大为盛行，覆盖于火炉上供熏香、烘物或取暖。许多唐代诗词，都提到这种用来熏香的熏笼。如“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在西安法门寺曾出土了大量的金银制品的熏笼，雕金镂银，都是皇家御赐用品。

除了博山炉，汉代还出现了众多其他形式的熏香炉，多为铜制，炉身设计较浅，下方有承盘，炉身造型奇特、生动，多为仿生形，主要造型有凤形、雁形。如河南焦作嘉禾屯汉代窖藏及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出土的两件凤鸟形熏炉。雁形熏炉主要集中在山西、山东、河南一带，造型基本相似。花篮形陶瓷香熏，主要流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浙江、江苏、湖南、湖北及安徽一带。

还有一种便于携带的熏香炉。晋代葛洪著《西京杂记》载：“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缓始更为之，为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为名。”唐朝诗人元稹曾做《香毬》诗赞曰：“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恻，犹讶火长烧。”此类熏香球在宋代依然使用。宋代文豪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京师承平时，宗室戚里岁时入禁中，媍女上犊车，皆用二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可见此类熏香球是供人随身携带的，应该说从汉代的卧褥香炉到宋代作为袖熏的香球，其使用的范围和方法出现了较大的拓展。

此外，还有一种香具叫香囊。如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中就出土有四件香囊，同墓出土的竹简上称之为“熏囊”。乐府诗集《孔雀东南飞》中就出现香囊之称谓了：“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曹操的《定情诗》中也有香囊，“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

从元代到清代，香文化已经完全走进寻常百姓家了，瓷质、铜质熏香炉依旧是主流。随着熏香活动的普及，熏香炉也由简约、浑厚发展到繁缛、精细。除瓷质和铜质外，大量宝玉石类材料也用于制炉，竹木牙角等材料也用于制作熏香炉了。

从艺术造型和纹饰上看，汉晋炉多山林之气，隋唐炉多庙堂之气， 宋明炉多士夫之气， 清朝炉多匠作之气， 民国炉多市井之气。之所以有这诸多的不同，原因是对香文化的认知不同，以及社会主流文化的导向不同。

当前，国内的香文化走入一个误区，重视对香料自然属性和商品属性的开发，而忽视了其文化属性，对古代熏香炉等香具的研究还是初级阶段。就拿熏香炉的用法来说，在日常生活中、影视作品里甚至专业香文化活动中，常常谬误百出。比如家里供佛祭祖用的香炉，一般不适用大型彝鼎之器，以摆放中小型供炉为宜。笔者在一个大户人家见过用超大型景泰蓝鼎炉供佛，而且把供果也放在香炉中，令人啼笑皆非。再比如，在琴桌上摆放供炉，在香席上摆放行炉，等等，显得不伦不类。现代人在制炉、用炉上，不能只追求形式，满足“养生”的基本功能，而更应该关注“养礼”、“养心”，追求香文化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