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安出土的这批窖藏瓷器，量大、器形多、器物完整、工艺精湛，很多都可作为陶瓷鉴定比对的标准器。经国家文物局相关专家鉴定，其中42件定为一级文物，其他各类瓷器均定为国家二级文物。但由于没有窖券出土，窖藏也没有做任何记号，窖藏主人到底是谁？如此精美的瓷器又为什么一直留在窖中？这样制作精良的瓷器，在元青花蓬勃发展的元代也绝非一般人能够拥有。这批瓷器的身世之谜从窖藏出土那天起，就一直困扰着研究人员。

窖藏中发现6件梅瓶，2件为青花缠枝牡丹纹带盖梅瓶，4件为青花云龙纹带盖梅瓶，绘画风格相同，造型成套。在我国古代，梅瓶最早出现于唐代，是汉族传统名瓷，宋时俗称“经瓶”，是作盛酒用的器皿，它雍容华贵的外表，为不同阶层的人们所认同。近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梅瓶的形制、特征及名称由来：“梅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胫稍狭，抵于足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窖藏发现的这组梅瓶，在瓶盖内与器底分别用墨书写了周礼中“礼、乐、书、数、射、御”的“儒家六艺”去编号。仅以此编号就可以看出，这些瓷器原来的主人不但财力雄厚且深受儒家文化影响。

另外，根据推测，在窖藏出土瓷器中，有部分只有皇家才能使用的器物。元代顺帝曾规定，双爪五爪龙纹只有在皇宫才能使用，民间使用五爪龙纹即是“欺君之罪”，且卵白釉枢府瓷是专为皇家定制的，而在这批瓷器中既出现了五爪龙纹，又有枢府瓷，如卵白釉印花五爪龙纹高足杯。因此，据此推测，窖藏的主人应该与当时的皇宫贵族有某种密切来往且又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

对于这批瓷器的身世，研究人员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进行了许多实地考察，产生了几种主要的推测：

距离出土地点300米至今仍有一个伍家村。伍家自古是高安的名门望族，从伍氏族谱中可以了解到，元晚期伍家族人伍兴浦在元大德三年（1302年）36岁时考中举人，官至驸马都尉。他任职宫廷，家族又在江南经商，生活富裕，这批瓷器的原主人会不会是伍家的族人呢？

另一种推测与元朝的蒙古贵族有关。按照元朝政治规定，地区最高行政官员必须由蒙古人或与之相近的少数民族担任，达鲁花赤把持着高安的政权。在这19件元青花中，有9件青花高足杯。高足杯也称“马上杯”，适用于蒙人善骑喜饮的习俗，盛于元代。从这9件高足杯中可见窖藏主人对此的喜好，在其中1件的杯内还以狂放的草书写了“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的诗文，很有蒙古游牧民族豪放不羁的情怀。这也是蒙古文化和汉文化相互交融的实例。

近一两年，刘金成通过不断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推断：这批瓷器很可能是元代瑞州路官府用于祭祀大典的礼器，是当时的国之重器，与青铜时代的祭祀用青铜器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元代晚期，社会动荡，战火不断，很可能由于这些瓷器极为珍贵，却携带不便，主人不舍丢弃只能挖窖埋藏于地下，以期未来再将它们取走。可是造化弄人，时代更迭，这一藏就藏了几个世纪。这些精美的瓷器就静静地在那里，旁观着历史的浮沉，等待一个解开它们身世之谜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