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晓川

最近翻看陈明远所撰《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看到民国自由撰稿人的生存情况。当时的文化人纷纷办刊办报，很是兴盛。当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属于中产阶级分子，北京大学教授，月薪很高，办的杂志《新青年》也是同仁杂志，不营利，不支付稿酬。但是大多数办杂志的人还是带有经营性质，如被国民党杀害于龙华监狱、鲁迅专门著文悼念的柔石，生前就从事过这一类性质的活动。此外，后来赫赫有名的创造社也是股份制性质的经营团体。这让我联想到今天的境况，自由撰稿人越来越多，而自由撰稿人办刊办报的也多起来。这大概源于文化人的文化情结。做又有名又有利的事总是人类之任何一员的梦想。做得成功的案例是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译著方面成绩显著，钱也赚得多多。

当然扯这些也不是脑子进了水的信口开河的闲篇，主要是它们让我想到了王非。在我的印象中，画家王非先是一个编辑家和出版家。我早先也在一家农业杂志社做美术编辑，那时体会到文化人做编辑是比较过瘾的事。尽管从纯美术的观点看这样的杂志还是很“边缘化”，但是想想刚当兵时在军报上发表作品时的兴奋，觉得做编辑还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现代科技把文章变成铅字（正确说是印刷字）或把画稿变成印刷品，都简洁得多了。在文化日益平民化和多元化的同时，发表一件作品的兴奋程度大为减弱。编辑到后来也就是服务性质了。编辑们自嘲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但是我总是认为编辑的作用实际上要比编辑们自嘲的价值要大一些。编辑对于向公众推介一个人物——作家或艺术家，其作用还是举足轻重。想一想有多少所谓的名人都是从出版物上跟我们“相识”的。因此在这个日益异化的社会中编辑还是有一些话语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