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花鸟画是以陪衬的角色，出现于各种画面之中的。到了唐代，花鸟画才成为独立的画科而充分发挥了其社会价值和审美作用。进入北宋，因皇家画院独钟“黄家富贵”之风，工笔花鸟画在此期间得到很大发展。直到北宋中叶，崔白、吴元瑜等创造了与黄家浓艳重彩大异其趣的“放笔墨以出胸意”的画风，才使宋初埋没多年的徐派“野逸”风格得以发扬光大。此后，工笔花鸟画便开始走向衰落。宋代文人画的标志是水墨梅竹成为独立的画科，其代表人物是文人画理论的倡导者苏轼、文同等。他们主张“不专与形似，而独得于象外”，崇尚笔墨、形式的意趣，强调寓意抒情。而元“四家”之一倪瓒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写胸中逸气”的说法，更是将花鸟画推向写意的航道。明清两代是中国写意画真正确立和大发展的时期。明代沈周的花鸟画强调笔精墨妙，擅用水墨淡色;徐渭推波助澜，用笔更为奔放淋漓，“不求形似，但求生韵”。他的大写意画风对清代的八大山人、石涛、杨州八怪及近代的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等影响很大。

当今中国画的现状令人尴尬，所谓学院派弄出的种种新样式看似热闹，但传统笔墨和写意精神却几乎凋零。中国写意花鸟画倾向于表现和形式，对笔墨功夫和画家素养的要求很高，在三笔两笔的逸笔草草中写出韵味和情感，这才是东方艺术美的真谛所在。邵志杰先生正是当今画坛少有的传统花鸟画传承者。他不事张扬，持之以恒，积淀了丰富的学养，使他的画作洋溢着书卷气。他多年专攻写意花鸟，对青藤与八大、缶翁与白石均有研究，而对描写对象观察体味的独特角度和真挚情感，使得其作品豪放劲健，朴拙雅逸，空灵简约，富有张力。其笔下的白鹤、飞鸟、雏鸡乃至花花草草都充满了灵性和意趣。

花鸟画的立意往往关乎人事，它不是为了描花绘鸟而描花绘鸟，不是照抄自然，而是紧紧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生活际遇、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给以强化的表现。大写意绘画注重“意象”，富有人文内涵，给予人超脱世俗的精神启示。因此，它的“意”，只有在文化的支撑之下，才会产生蓬勃的生命力。这就要求画家要有一定的国学素养，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广收博取，然后偶有所感、所悟，托诸笔端，才可望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几乎在邵志杰的所有作品中，呈现的都是充满画家灵性、气质与修养的意境之美。作品境界的审美倾向是以获得蓬勃的生机和淋漓尽致的意趣为主导的。这里各种各样的植物，或枝、或藤、或花、或果，都是那么富有张力地叠陈着、生长着，或浸染着露气，或充满着阳光，一切都是那么和谐地展示着生命的律动。而这种和谐境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画家笔下出现，我想这是他性情的自然而然地流露，也是他有意追求的花鸟画的天人合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