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于乾隆和嘉庆两朝，根据作品的等级,按照作品在宫中贮藏的地点为次序,以“千字文”字头编号来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分3次集结完成，分为《石渠宝笈·初编》、《石渠宝笈·续编》、《石渠宝笈·三编》。书中详细记载了作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印记、书体、画法、内容、题跋、印章等信息，同时考订作者、相关人物、流传过程，以按语形式标出。

而《石渠宝笈》在3次编纂过程中，内容及方式也有所微调。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薛永年介绍，《初编》的体例有4点值得注意，分别是尊宸翰、按时序、分等级、重取用。《续编》的内容比初编多3类 ：一是历朝旧拓的法帖丛刻；二是关系典章制度和重大事件的图画；三是洋画和番画。《三编》则在内容上，补入了初编和续编漏载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宸翰”，嘉庆皇帝本人的作品，以及臣工进献而不见于初续编记载的作品，体例则沿袭《续编》，但没有分等。

有趣的是，分3次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书画，印玺的钤盖均有各自固定的规制。例如，初编时，上等书画必须押盖五玺：“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而次等书画仅用前两玺。但一般情况下，无论上等、次等，均再加贮藏殿阁印玺，如“乾清宫鉴藏宝”等。续编时，初入选的书画用五玺，尤精而编入书中者，加盖 “石渠定鉴”与“宝笈重编”两玺，即所谓“乾隆七玺”。由此，观者即可根据作品中的钤印状况，轻松判断书画作品被编入了《石渠宝笈》的哪个部分，也就可以知晓作品在《石渠宝笈》中的分级等次了。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有五玺的作品，也有由于诸如奖赐等一些历史原因，而未被收入《石渠宝笈》的情况。

特展反映皇家品赏文化观念

“石渠宝笈特展”在武英殿书画馆和延禧宫展厅同时展出。“典藏篇”陈列于武英殿，以《石渠宝笈》著录书画为主轴，注重揭示书画收藏、流传、辨伪的历史，突出展览的专业性和趣味性。展览此部分共分为皇室秘赏、重回石渠、考订辨伪三个单元。展出历代书画的经典之作，如我国最早名家人物画和山水画《列女图》、《游春图》，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五牛图》，王氏家族唯一传世真迹、“三希”之一的《伯远帖》等，另有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朝宸翰集体亮相，尚属首次。“编纂篇”陈列于延禧宫，以《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来源、编纂人员、编纂体例、贮藏地点及其版本与玺印五个部分逐次解析《石渠宝笈》诸编的内容与特征。此处展览也精品众多，图书善本、专用宝玺等一一“亮相”，直观诠释《石渠宝笈》这一书画著录巨作。比如晋顾恺之《洛神图卷》，及15件《石渠宝笈》专用宝玺。

如专家所言，《石渠宝笈》是一部体例完备的旷世巨作，也有它的遗憾之处，其著录的书画并非都是真迹，更非全是精品。因此，此次故宫的展览也特设了考证辨伪的单元。娄玮认为，《石渠宝笈》中的书画辨伪部分实际足以作单独的学术展览来研究和呈现。“这一点作为《石渠宝笈》的重要特征之一，基于今次展览的体量所限，难进行更为丰富的展示，但哪怕只是作为一个小的单元，也一定要为大家梳理出来，还公众一个客观、真实的《石渠宝笈》。”娄玮说。

众所周知，清末及民国初年，溥仪以赏赐等名义，使部分书画名作散失；出宫时还将大批藏品迁离紫禁城,部分藏品失散于民间甚至海外。因此，《石渠宝笈》成为目前挽救这批失落国宝的最重要线索。薛永年指出，《石渠宝笈》的编纂完成，实现了古代历史条件下以非图像手段保存所藏书画信息的最大可能。“它让今人在研究故宫旧藏书画的流转递藏时得以有史可考，也为书画艺术史的研究——无论在架起语言与图像的桥梁上，还是解释造假背景的手段上，都提供了重要依据。”

英国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张弘星认为，对于《石渠宝笈》的研究，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方面，观众需要了解书画作品的著录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着悠远历史传统的客观事实。“如果把一件书画作品看成一个活的生命体，那么，《石渠宝笈》之前宫廷内外的著录加上《石渠宝笈》以及《石渠宝笈》之后的著录，合力完成了著录体例中一件相同作品流转递藏的完整‘自传’的书写。”另一方面，《石渠宝笈》作为著录著作的重要性，也表现在它的著录方式上打破了以往的著录传统，而有新的创造。尤其是它反映出来的对一些宫廷中小型书斋所藏作品的著录。这些书斋是具有陈列展示的性质，但这个展示只是为皇帝，或极少数亲近之人所做的精致而私密的“常设展览”，由此或可说，通过对《石渠宝笈》的分析，也可看到它内在呈现出的中国古代书画陈列馆的雏形。“从这两个方面，将《石渠宝笈》放到中国久远的著录长河里观看时，就会发现它的独特之处。”张弘星说。

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馆员张震也指出，今天对于《石渠宝笈》的研究，首先需要弄清楚《石渠宝笈》得以编纂的前提。“现在的研究一般会根据著录去谈《石渠宝笈》是如何编纂，往往把一个重要前提给忽略掉了。”他认为《石渠宝笈》中著录的作品是把皇室日常生活与绘画品赏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产物。所以，一定需要厘清的是，在这样一个书画作品使用功能的前提之下，《石渠宝笈》才根据所藏地进行了著录。著录的前提是藏品，而藏品的前提是皇家文人化品赏文化观念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