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文化中心南迁，许多画家和技工来到成都，为蜀绣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设立了成都蜀绣厂，使蜀绣工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技术上不断创新。如产生了表现动物皮毛质感的“交叉针”，表现人物发髻的“螺旋针”，表现鲤鱼鳞片的“虚实覆盖针”等，大大丰富了蜀绣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文革”中，蜀绣同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加以批判，从事刺绣的艺人甚至被诬为“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服务”，致使刺绣行业转产，刺绣工人改行另谋生路。

1971年以后，成都蜀绣厂开始恢复生产，那些改行从事其他行业的刺绣工人也纷纷返厂。20世纪70年代末，川西农村几乎是“家家女红，户户针工”，人数达四五千之多，相当于刺绣工厂在职职工的15倍。她们除刺绣被面、枕套、头巾、手巾、衬衣、桌布等几十个品种外，还积极生产外贸出口的生纺绣片、绣屏等。绣品仍保持浓厚的地方特色。1981年后，蜀绣有了较大发展，除蜀绣厂专业从事刺绣的工人外，农村郊县加工刺绣的人员迅速增至七、八千人。1982年的中国工艺美术品第二届百花奖评选，以及1985年的巴黎博览会，蜀绣都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蜀绣工艺大师彭世平作品《文君听琴》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