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最初听到“陈师超”这个名字，总要将之与诸如陈师道这样的先贤联系在一起，因此，便自然把师超想像成一个志行方正、古风可范的君子。待到在一次酒会中与师超相识，看着他灯影朦胧中的酡颜、听着他谦逊而温馨的谈吐，尤其是领略他每当有所兴、便憨然一笑的语态，便证实了我此前的想当然的推测。的确，在我所接触的书坛新秀中，师超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最能够在心境和姿态上得“平和”二字的人。因为论资历，自1999年他便在国展中崭露头角，此后一发不可收，不断在各类大展中获奖;论影响力，今年第一期《中国书法》将之推举为“当代书坛名家系统工程•中青年名家提名”人选。因此，若以世俗的眼光看，已颇具俯视苍茫、指点江山的背景了。但他一涉及到自己却讷讷如不能言;更是很少口中雌黄，对同仁作随意的评点。这种“自我估价”和“文化评判”阙如的底蕴，绝非“谨慎”、“爱惜羽毛”这类字眼所能涵括，因为这实际上是理性精神在风度上的一种折射。毋庸讳言，在一个功利欲望甚旺而所谓的“主体性”、“个体性”又极强的社会情境中，最具常态的景观是一切都被物质化和泡沫化了，如此，所谓“谨慎”、“爱惜羽毛”便意味着对名利的放弃，也象征着在焦点层面上角色的缺席。所以，若不是在终极关怀上深谋远虑，一个世俗化的艺术家是不会选择这种放弃与缺席的。正因为如此，我才将师超的静穆看成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理性。如果联系目前展览络绎、研讨连翩的人造的炙手可热的怪现象，也许会更坚定这种认定。

记得前几天，电视台为我省的资深书家梁修先生制作专题节目, 记者采访笔者时曾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如何认识梁先生?”我的回答是：“当然是从人与艺两个方面去感知。”实际上这是一个极为平常的道理：“艺”的主体是“人”，而“人”的产物则是“艺”，因此“人”、“艺”一体。故一个在处世上深得理性三昧的人，一般也会是艺术上的理性主义者。观乎师超艰辛的书法之旅，可谓此言不谬。这意味着师超的艺术滥觞必然具有一个古典主义的逻辑起点，具体说来，大的方面即碑帖并重，如若细论，则先后经历了师法陆机、索靖、二王、颜米和《张迁》、《乙瑛》、《爨宝子》等的复杂过程，这在当今年轻书家中算得上取经宽广的了。但对书家而言，取经宽广只是一个“战略”性的取向，而最终这种取向是否能够建立深厚的“积淀”之功，则取决于具体的“战术”即方法了。我发现，师超正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充份体现了他的自我与才性，从而完成了对古典偶像智慧性的阐释。譬如，陆机的《平复帖》颇似大朴未亏，深具混沌之象，而索靖之书则已渐露端俨之态，二者相融，正可得章草中庸之境;“二王”虽血脉相承，但也各有所擅，此即后人所云，大王以内擫取其含蓄，小王以外拓获其侧媚，二者互补，便可臻妙境;北碑虽风格各异，但多呈庄严肃穆之象，而南碑之《爨宝子》则狞厉诡谲，南北混一，则必铸苍莽之境。所有这些在师超笔下都以极自然的形态流露出来，但我却读出了其中隐藏着的逻辑关系，此即美学层次上的“整合”，也是具有“中介”性质即由师法到自运的重要过渡。对一个书家而言，“中介”如同山峦间的索道，或沟通两岸的桥梁，若质乏坚实，则必赴汤蹈火，陷入险境。这样的教训太多：如一种经典尚未完全领会，或基本没有涉足经典，便急匆匆另辟蹊径，超迈古人，其结果当然是欲速则不达，欲南辕而北辙，落为笑柄。也难怪，所谓“遍临诸家”、“诸体皆擅”是需要冷板凳作前提的，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超越人格，是很难忍受与“皓首穷经”一样的“皓首临池”的寂寞生涯的，但大家巨子的本质却如大道无形般存在于这个“寂寞”之中。我为师超庆幸，庆幸他对古典的守望，对传统的执着，对建立在丰富的精英素质基础上的“整合”意义、“中介”价值的认知，尽管他还未臻极境，任重道远。